1931:债务、危机与希特勒的崛起(精装)

绪论 1931年7月14日，纳粹党柏林分支的领导人兼纳粹党的宣传主任约瑟夫·戈培尔感到欢欣鼓舞。“政治中*疯狂的事情发生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信誉已经丧失殆尽。布吕宁总理遇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破产边缘。属于我们的时刻正伴随着可怕的确定性临近，而我们将会抓住这一时刻。布吕宁之后，该轮到我们了。”（注1） 很遗憾，戈培尔做的估计只有一部分是对的。德国的金融危机以惊人的速度促成了魏玛共和国的瓦解。短短18个月之后，在1933年1月，希特勒就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戈培尔也做出了错误的估计--他认为纳粹党会在布吕宁之后立刻接管政府。而实际上，还有另外两人曾在希特勒掌权前短暂地坐过总理的位置：弗朗茨·冯·帕彭和库尔特·冯·施莱歇尔。但戈培尔基本的直觉是正确的。一个关闭银行、引入资本控制并且在经济深度衰退时声明部分违约的政府几乎没有机会生存下来。布吕宁尝试掌权至1932年5月，但在1931年7月身受重创。 德国在1931年的金融危机不仅为纳粹分子提供了所需的开放机会，而且引发了国际清偿危机，使全球的银行和金融市场陷入混乱。惊慌失措的投资者迫使英镑脱离了金本位制，从而在诸如印度和日本这样遥远的地方掀起了一波货币贬值的浪潮。此外，它还引发了美元贬值以及美国的银行业危机。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球经济的支柱接连倒下。使世界陷入经济萧条的不是1929年的股市崩盘，而是1931年德国的经济危机，而这次危机又进一步削弱了德国经济和柏林政府。 这之后，历代学者都在研究这个特殊的年代与这场政治和经济上的浩劫。（注2）现在我们正处在摆脱另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生活在政治两极化的世界，因此，现在是时候来回顾1931年的这起事件了。从它发生以来，我们需要解答的中心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政策的制定者没能够避免这样的灾难？ 一个普遍的假设是他们并没有看到危机来临，也有一些事实能够证明这一观点：早期来自独立经济学家的预警被忽视了，很多政治家沉迷于缺乏基本经济素养的道德宣讲。直到纳粹党在1930年9月的德国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在德国引发了一场货币危机之后，许多政客才意识到德国正处于金融崩溃的边缘。从那时起，他们原本有足够的时间来防止灾难的发生。因此，认知惯性仅能解释这场悲剧发生原因的一部分。 但是，政策的制定者如果意识到了他们已危在旦夕，那么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后才采取行动？他们是否缺乏做出艰难决定的勇气？有一些证据能够支持这一观点，比如，毫无疑问，当时在任的政治家并不是非凡的政界元老。但是，当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的西方政治领导人的传记时，这些政治家看起来又显得不那么胆怯无能。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是一位睿智且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对欧洲的问题有着出色的见解。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对国际合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渴望建立缓解紧张关系的桥梁。法国的外交政策掌握在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手中，他是曾为法国服务过的、*有能力的外交官之一。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也被认为是一位头脑精明的政治家，并且是那个时代制定财政政策的权威专家之一。当然，这些人都犯了错误，尤其是布吕宁，但很难说如果换成另一批政客上任，他们就能轻易地将这枚嘀嗒作响的炸弹拆除。 另一个假设则强调了限制政客进行操作的制度框架。这似乎是*合理的解释。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沉重的外债负担，德国政府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德国政府不仅必须支付**次世界大战赔偿，而且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繁荣时期大举向外国银行举债，德国还背负着沉重的外债。当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德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推行紧缩政策，这进一步加深了衰退程度，德国政府也被迫数次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此外，金本位制很难为银行体系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按照规定，德国央行需要为所有流通中的纸币至少持有40%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在这种险恶的背景下，激进党派赢得选举、金融和货币体系崩溃只是时间问题。（注3） 很明显，债权人（无论是私人还是具备公营背景的人）都能够且应该免除德国的债务，有很多重要人士只提出了这么简单的要求。但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政客都因为可以被理解的原因犹豫了，选择了更渐进的外交办法。因为对于大战的记忆仍然清晰，政府之间都不信任彼此，战争的主要参与国的国内舆论对重大让步和免除债务持怀疑态度。不仅如此，危机以极快的速度加深，政治和外交的例行安排都无法承受如此压力。*终，在危机发生后的第11个小时，美国总统胡佛提出了一项旨在制止德国货币挤兑的倡议，但是为时已晚，这场金融危机已不可避免。 因此，德国的危机具有启发性，并不是因为它表明政客有时没有勇敢地采取行动--这是可以预料的，而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安全。相反，它为我们上了永恒的一课，说明正确地达成国际协议有多么重要。在20世纪20年代，协约国未能提出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现实相匹配的赔偿制度。没错，外交官和政客们努力调整赔偿制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他们举行了近三十次特别会议，并商定了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和1930年的杨格计划。但是，对一份20世纪20年代会议纪要的研究表明，鲜有证据证明当时有人意识到他们迫切需要一份更现实的新方案。“在政治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选项就是战争，”一位当代观察家恰当地总结了1919-1931年发生的悲剧，“这就像一场发生在山坡上的拉锯战，政治力量在不停地努力，希望能够向山上更进一步。有时他们的确能取得一些胜利，而更占优势的经济因素却将他们稳稳地送上了下山的路。”（注4） 后面的部分将重点介绍*具戏剧性的时期，即从1930年1月杨格计划被通过到1931年7月金融危机爆发这一段时间。在**部分中，我们将看到大多数银行家、外交官和政治家在解读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时反应迟钝。第二部分描述了他们了解到所面临风险的转折点，以及他们如何在条件约束下尝试改变。第三部分描述了避免灾难的努力*终失败和金融危机的迅速恶化。这是一个堪比《圣经》的故事，说明了开始看似可控的局势很快就会失控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