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形象·景观:宋代行记与旅行书写/阮怡著

本书特色

* 充分挖掘文本本身的文学内涵与审美价值，对宋代行记进行深入探讨。

* 善于吸纳新理论、新方法，并转化为研究的新视角。

* 注重文本细读，对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等行记进行细致解读与比较研究。

* 对宋代行记书写中渗透的人文旨趣予以细腻解读，提出较为深刻的见解。

内容简介

书稿对宋代旅行记这一文体从文献、文学、文化等层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梳理了旅行记这一文体的源流演变，明辨其文体内涵，探讨行记中反映的宋人的行旅生活面貌。同时，以他者形象为切入点，分析宋人笔下的异域风物、异族形象以及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因子。书稿将文学研究与文化、人文地理研究紧密结合，借行记文本探讨宋人旅行的交通方式、旅行动机、旅行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展现宋人的行旅生活及其行旅途中的精神风貌；借助人文地理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从旅行文化的视角研究行记中地—人—文三者之间的关系，藉此剖析宋人的文化心理。书稿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文地理学视野下的宋代旅行记”*终成果，以良好等级结题。

前言

序
中国古语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大抵是说，一个人的学识须通过大量的书本阅读和长途的旅行见闻而获得。而古罗马哲学家圣·奥古斯丁曾说：“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The world is a book and those who do not travel read only one page.）行记这种文类，就是古人将“行万里路”的实践转化为书面文字的产物，同时也可视为古人阅读世界这本“书”所作的读书笔记。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翻阅古人的行记，就相当于跟随古人“行万里路”地去阅读世界这本书。
作为文类的行记书写，在汉魏时期已经萌芽，然而类型相对单一，加之年代久远，散佚严重；两晋南北朝时期，行役记、交聘记、西行记等三种类型相继出现；隋唐五代时期，行记发展趋于成熟，而且出现题材独特的被俘流亡他国的行记。行记出于人们对世界的阅读，不管是主动阅读还是被动阅读，总之，随着人们对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化，行记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不过，在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行记并未真正进入**流作家的写作视野。因而在宋前的旅行书写，无论是行役记、交聘记还是西行记、流亡记，主要被后世学者作为地理、交通、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民俗、礼仪制度的原始资料来看待，属于史料学研究的范围。<p><strong>序</strong></p> <p>中国古语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大抵是说，一个人的学识须通过大量的书本阅读和长途的旅行见闻而获得。而古罗马哲学家圣·奥古斯丁曾说：“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The world is a book and those who do not travel read only one page.）行记这种文类，就是古人将“行万里路”的实践转化为书面文字的产物，同时也可视为古人阅读世界这本“书”所作的读书笔记。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翻阅古人的行记，就相当于跟随古人“行万里路”地去阅读世界这本书。</p> <p>作为文类的行记书写，在汉魏时期已经萌芽，然而类型相对单一，加之年代久远，散佚严重；两晋南北朝时期，行役记、交聘记、西行记等三种类型相继出现；隋唐五代时期，行记发展趋于成熟，而且出现题材独特的被俘流亡他国的行记。行记出于人们对世界的阅读，不管是主动阅读还是被动阅读，总之，随着人们对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化，行记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不过，在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行记并未真正进入**流作家的写作视野。因而在宋前的旅行书写，无论是行役记、交聘记还是西行记、流亡记，主要被后世学者作为地理、交通、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民俗、礼仪制度的原始资料来看待，属于史料学研究的范围。</p> <p>而到了宋代，行记书写真正进入黄金时期，包括文坛领袖欧阳修在内的一大批有诗文集传世的作家，留下有域内域外的行记，特别是南宋陆游、范成大、周必大、楼钥等人的几部作品，更将自然景观与人文风貌、历史记录与文学再现、旅行过程与情感历程融于一体，极大地提高了行记这一文类的审美品位，使之足以蔚然挺立于文学之林。近年来，宋代行记研究成为学界的热点之一，然而目前看来，其主要成果仍体现在文献学、地理学、社会学研究方面，行记文本本身的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或者说作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价值，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关注“地理”而忽视“文学”仍是宋代行记研究的总体趋势。而阮怡博士的新著《形象·景观：宋代行记与旅行书写》，正力图站在文学的本位，对此文类做出全新的探讨。</p> <p>十三年前，阮怡考入四川大学，跟从我攻读博士学位。自从选定以宋代行记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之后，她先是旁搜远绍，尽可能穷尽资料；然后钩玄提要，作出全方位的文献考证和叙录；随之含英咀华，细读文本，体会作者的文学手法和书写策略；*后，擘肌分理，勾勒出宋代行记发展的主要脉络，并揭示出其主要特色。她的博士论文在外审和答辩时，都获得专家好评。七年前，已任教于四川师范大学的阮怡去韩国延世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在研期间，一方面搜集阅读了大量域外文献，另一方面也获得异域旅行的亲身经验，由此开启了观照宋代行记的全新视角。我猜想，这次“行万里路”的经历，对于她行记研究所起的作用，主要在于视野的开拓和眼界的提升，从世界这本书的“**页”翻到了“第二页”，有可能想象到“第三页”“第四页”。</p> <p>这本新著是阮怡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成果，可视为其博士论文的“加强版”，不仅是篇幅内容大大增加，而且文献整理更为全面，并提出一系列全新的学术观点。阮怡善于借鉴新的理论，而不生搬硬套，能将理论转化为自己研究的新视角。如揭示出南宋士大夫使金行记中的“他者”想象，出于华夷之辨以及文化自尊在现实弱势下的心理反弹，洞悉入微。如关于行记中景观描写的自然空间、心理空间、想象空间的深入探究，极大地发掘出宋代游记的文学审美价值。随着阮怡笔下所引用分析的宋代行记的精彩段落，我们才**次体会到其中所蕴含的山水游记的丰富宝藏，倘若辑录出来，可使中国古代山水文学选本大大增色。又如关于行记中作者的观察点，她概括出有“游目换形”、“移步换景”、“物定神游”等三种视角，一一举例说明，颇有心得。至于陆游《入蜀记》与范成大《吴船录》这两部题材近似的行记的比较，颇能见出她文本细读的工夫。</p> <p>阮怡注意到，宋代行记中对佛寺道观的书写，其特点在于神圣性的消解和人文旨趣的增强，即宋代文人在游览寺观时，更关注其造像、题刻、碑文、书画等文物。这种近乎金石玩赏的兴趣渗透到宋人游记中，是相当突出的现象，与整个宋代文人的审美情趣相一致。这种人文旨趣的增强，也意味着宋人把世界当作书斋的倾向，即我在拙著《宋代诗学通论》里面提到的“书斋小世界，世界大书斋”的倾向。然而，宋人的这种“遍索”、“求观”的知识主义态度，并不止表现于旅途中所遇的文物，同时也体现在对山水奇观的探索之中。《入蜀记》的作者陆游有一段名言：“诗岂易言哉？一书之不见，一物之不识，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 ”（《何君墓表》）宋代行记中搜奇揽胜的强烈愿望，就包含这样的心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人的“行万里路”乃是其“读万卷书”的另外一种形式。本书对宋人这种人文旨趣进行了细腻地解读，提出了较为深刻的见解。</p> <p>阮怡为人沉静好学，聪慧多思，毕业工作以来，仍毫不懈怠，心无旁骛，沉浸于自己的学术世界之中，真可谓纯粹的读书人。她的新著即将付梓刊行，来函嘱我作序。我年轻时爱好旅行，也看过一些宋代行记的片断，但对此研究领域却相当陌生，因此借作序的机会，补补自己的知识。今日得以循着阮怡的导游，了解宋人“行万里路”阅读世界的体验，老眼为之一明，聊谈肤浅的感想，是以为序。</p> <p>梦蝶居士周裕锴书于川大江安花园锅盖庵</p> <p>2023年 1月 19日</p>

作者简介

阮怡，1984年生，四川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在韩国延世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现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三苏研究院副院长，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蓉城英才计划社科青年人才”，四川省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四川师范大学首批“攀登计划”杰出学者。致力于宋代文学、域外汉文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4项。独立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浙江学刊》《暨南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科学基金奖、中国博士后基金一等资助、“中国博士后国际学术交流计划”资助、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学术创新奖”等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