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

一，传媒把东史郎视为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证人，把邮袋事件的事实视为南京大屠杀存在的有力证词，不能接受东史郎的败诉是单纯的民事诉讼结果的观点，而把其视为一种日本的官方政治姿态。进而，有些报道把东史郎逐步渲染成一个孤军奋战的英雄。二、所有传媒都对东京的两次审判过程中双方的具体争论细节缺少兴趣，注意力集中在寻找证据证实东史郎有关邮袋事件的记述的真实性方面。传媒在东史郎败诉后不久开始提供各种证据，以证实南京*高法院门前马路对面有水塘，以及手榴弹绑在燃烧的邮袋上扔进水塘这一行为的可行性。而这两个报道的重点与1998年12月下旬中国政府的官方姿态是相当一致的。当然，在1999年3月之前，由于《东史郎日记》尚未出版，传媒不围绕这部日记本身而围绕南京大屠杀转移这部日记的内容是情有可原的，但是问题在于，即使这部日记出版了，报道的重点也 并无改变，何况日记的出版前言在说明出版东史郎日记的动机时把“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需要”放在了**位。 在中国传媒的这种思维定势之后，存在着积蓄已久而且不断被强化的“日本”意象。这些意象的核心不是日本内部进步人士为追究战争责任而做的长期不懈努力，而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几十年一以贯之的拒不谢罪的意象：几乎每年都要经由新闻媒介传人中国的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消息；从否认当年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的存在到强调30万死难者数字不确的日本右翼的“历史逻辑”；日本政府拒绝承担战争责任的一贯性姿态，日本右翼的恐怖活动等等。这些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已经难以推翻的印记，被牢牢地涂抹在日本意象之上，几乎每一个新的事件都在继续强化它而不是改变它。而迄今为止，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很少有日本人能够直接面对中国人、与中国人一同正视这样的“日本意象”。也很少有日本人意识到破除这样的日本意象需要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真诚合作。尽管很多进步的日本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正在从事揭示日本侵华历史真相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基本上是在日本国内进行的，它针对的是日本的右翼势力，这样的工作不可能直接转换为面对中国人的协作姿态，甚至也很少诉诸于中国人的帮助，因而基本上被排除在普通中国人的视野之外。 但是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意象也不断得到强化，那就是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中国人民要与日本人民友好，以防止历史上的惨剧再次重演。这样的意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现实有效性一直是值得怀疑的，彼此间缺少了解的“友好”，事实上仅仅变成了中国人的一句客套话而已；但是在传媒的报道中，这却是经常使用的一句套话。它遮蔽了中日之间缺少对话乃至对视的严峻现实，为那些令人尴尬的龃龉提供了一个并不可靠的退路。同时，这种“区分”提供了一个可以复制的思维方式，使得一个不变的“日本”永远存在，而试图改变它的日本人却被从中区分出来，并不能因此而使铁板一块的法西斯“日本”发生变化。 中国的传媒，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乃至半民间的，都很难突破这样两种既定的意象，而且它们的不断强化导致了传媒的宣传逻辑不断简化，简化了的日本意象又不断把相当数量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和单纯民族主义情绪推向高潮。很难把这种情况归结为政府的授意，甚至也很难把它单纯归结为民族主义情结，因为中日之间这个理解的鸿沟，首先存在于情感层面，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宣传的结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史郎出现了，他面对中国人民，呼吁中国乃至世界的舆论给他以支持。对于中国人来说，东史郎个人的品质、他的发言的信凭性其实在这个事件里不是关键性的因素，东史郎所处的位置才是关键性的：这个位置意味着日本人正面呼应了中国人的感情要求，他对于中国人的倾诉使得中国人再次确认了上述两个基本意象。对于战后的几代中国人来说，能够在情感方面毫不回避地面对中国人的日本人， ……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那个场景里观察到的状况使我无法平静。尽管在讨论会上并没有涉及到“二战”问题，可是在会下，仍然有足够的机会让韩国朋友面对那些对韩国非常友善的日本朋友发问。当韩国的学者追问日本学者如何认识战争责任问题的时候，那个瞬间的局面非常尴尬。因为愤怒的发问者和躲闪的回答者，同样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即使我们作为个体试图友好和平地走下去，历史的和解却没有完成。我们仍然不得不面对历史的恩恩怨怨，哪怕那不是我们自身的直接经验。 我至今仍然忘不掉那个场面，因为那是一个在中国大陆也常常会突然爆发又突然消逝的场面。我相信，对于台湾的人们来说，这份尴尬也并不陌生。当我们友善地试图遮掩这份尴尬的时候，它总是欲盖弥彰地突然把我们击倒；而这种仇恨与这份尴尬，既非纯粹的个体经验，亦非简单的意识形态操纵结果，它似乎借助了这些要素，却不能被简单地回收到这些要素中去；然而它会使整然有序的状态突然失衡。于是，一瞬间所有既定的理论与前提都黯然失色，皱褶处的静默之力突然获得了某种形状。我相信，仅仅用“民族主义”一类的语词无法勾勒它，仅仅用和解的愿望也不可能消除它，而关键在于，历史的恩恩怨怨并不仅仅带来尴尬，它在迫使面对面的交锋改道的同时，也以“民族记忆”的方式强化和整合了民族认同，从而使得人们在阿多诺所批判的意义上披上人性的伪装，却远离人类的苦恼。 出生于东北地区昔日曾是伪满洲国首都长春市的我，在个人经验的层面上很容易理解这种并非个人经验的复杂情绪，更容易了解这种情绪所具有的破坏性功能。问题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相信人们都会认为这份潜在的感情纠葛应该被审慎对待并在某些场合被尊重：因为它直接与人的生命与尊严相关。但是，假如在懂得感情尊严的同时也有能力了解感情问题的复杂性，那么，至少这个人类史上恒久的难题——复仇与正义的关系，就该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也进入我们的感觉系统。 我至今仍保留着故乡给予我的感情记忆。长春是一个美丽的小城，但是它没有我可以认同的“传统”。出身于汉族的我，并不是这块土地上的土著居民，尽管满族兄弟已经几乎完全“汉化”，尽管我出生在这里，我其实在文化上仍然是一个外来者；我常常听到南方出身、特别是江浙一带的朋友们如数家珍地谈论他们出生的那块土地上的名人逸事、文化掌故，而我却没有这样的谈资；同时，长春在现代史上又充满着屈辱的记忆：定居北京差不多二十年了，每当我陪同外来的客人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时，总是不由得联想到长春的名胜占迹——那是伪满洲国的皇宫和日本人修建的“内阁”各大部的办公建筑：在“国族”的叙事结构里，这些名胜古迹总是要伴随着一份难以言说的尴尬，而那尴尬，也深深地渗透在我的血液中。 或许在个人的文化认同层面上，我与生俱来地比万里长城之内的同胞要多一些复杂。这复杂使我自信接近了一个阿多诺曾经面对的真实(尽管在内容和程度上都无法与阿多诺的问题相提并论)：假如你无法先在地认同于某些既定的前提，无法先在地依靠某些可以通约的规则来思考和表达，你的思考就必须经过一个从起点出发的追问——作为一个试图以知性工作的个体，你和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为此，我至今仍然对我的故乡心存感激之情。尽管我已经有十余年没有回到这个离北京并不遥远的城市去，并不了解她今日的状态，但是对于我来说，原初的记忆却是任何改变都无法抹掉的：故乡给予我的，不是认同的原点，而是对于认同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