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中国历史

儒墨两家的兴起
“王官”为贵族之学，“百家”为民间之学，儒家则开了“百家”的先河。“儒”的本义，来自古代的“须”和“觋”，其中之一意即贵族的教师，因而“儒”含有教育和传播知识的意味。孔子注意到他身处的年代“礼崩乐坏”，而“礼乐”正是他社会理想的寄托。孔子怀着规范贵族制度的理想，从批判当时的非礼开始，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一批判一方面基于历史的观念——他对西周的宗法秩序抱有满腔激情的怀念，一方面基于他的人道观念。孔子主张人不论出身贵贱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他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教之”，可用的人，让他发挥；不会的，就教育他。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司法部长)，但他的政治生涯是失败的，*后流亡列国。他的成功在于教育，从他开始中国历史上有了私学。他还编撰了鲁国的历史成《春秋》，并根据自己的思想原则删编了古代的民歌和王家史诗，纂成《诗经》。他平时与学生们交谈的闪烁着大量思想火花的片言只语，被他的学生和后人回忆出来并整理成《论语》，成为儒家的经典。孔子学说的核心概念是“仁”，这是一种对他人设身处地的理解与尊重。《论语》中的孔子是轻松、豁达而愉快的形象，他的哲学更偏向于伦理学，不像他的著名后继人孟子那样具有严谨紧张的政治味。孔子学说更多地在于指导人生，而孟子则指导政治。孔子自己保持着“君子坦荡荡”的为人风格，也非常赞赏他的学生曾皙所说的志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洒脱而无羁束的散漫生活，被后人学者赞赏为人生的一种审美境界。孔子在赞赏西周以乐表示礼的同时，也主张以乐来调节人内心的平和，达到一种有教养的君子式的坦荡心境。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与经后代儒学家发挥和发展后的儒家学说是有差异的，而孔子本人则显得更闲雅大度和个人化。
　　继儒家而起的墨家以墨子为创始人。孔子有教无类，据说墨子也曾是孔门的学生，后来自创教义，独成一派。墨子对当时贵族的一切生活方式抱有彻底否定的态度，主张“非礼”“非乐”，与儒家主张正好相反。墨子反礼乐是因为礼乐的奢侈，他认为*无用的奢侈莫如丧葬之礼，故提倡“节葬”。他针对儒家的“仁”而提出“兼爱”，儒家的“仁者爱人”是有亲疏等差的人间之爱，以“孝弟为仁之本”，认为人没有不爱其父母兄弟而爱他人的。墨子的“兼爱”则是无差别的博爱，完全不同于儒家。儒家认为“仁”是人类内心的自然倾向与自然要求，而墨家提出爱则是“天志”的要求，认为“天志”要求人类过一种平等的生活，也因此提出“非攻”的主张。他认为个人或家庭绝不能超越大众而奢侈浪费，因而他们以人类*苦的生活即刑徒的生活作为标准，他的楷模即大禹。所以墨家以兼爱为始，而以自苦为极。墨家的主张似乎走向了一种极端，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这种极端正体现了一种反叛。与儒家一样，墨家也是站在人类的立场，对当时的贵族制度提出抗议，只是儒家温和，墨家激烈。之后战国的各学派，其精神无出儒墨两家之内。孔子死后，贵族堕落益发激烈，儒家学派转入消极，如子夏、曾子；从消极状态中又走上积极奋发的新路的，便成为后来的法家，如子夏的弟子李克、曾子的弟子吴起，以及他们的后辈商鞅。
　　老子学说的补充
　　孔墨以封建有等级的“礼”为参照，提出针对性的两种态度；老子李耳则摒弃这一参照，他从宇宙本原展开了思索。老子对世俗的权威并无好感，他大胆地提出了“圣人不死，大难不止”的口号。据说李耳原先是洛阳城的图书管理员，不知何故突然离开，当他骑着青牛准备出散关的时候，关尹坚决地要他留下他的思想，于是他就在那里一气呵成写出了5，000字的《道德经》，然后扬长出关，不知所终。
　　《道德经》是老子全部思想的表述。他崇信宇宙出于一元，“道”起着本质的作用，主张以一种出世的精神回归到原始的简朴，顺应自然而反对各种侵害自由的措施，“无为”才能“无不为”。他认为“道”的作用是通过对应的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来达到的，柔弱与消极有时却比它们的对立因素更为强大；他主张明达的人不应去力挽当日已无可挽回的狂澜，而应采取退避的守势。所以道家有泛神主义、抒情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向人们指引了一条“到自然去”的道路，使日后中国的诗人和艺术家找到了内心世界的寄托。他主张极有限度的政府，而颂扬内心的解放和自由。由于老子的经典学说《道德经》的思辨高度抽象，就给处于无奈境地的无知识民众带来了宗教性的联想。中国老百姓往往相信*神圣的理论是*含糊其词的，由于可以作出种种不同的诠解，道家也因此成为涵盖*广、足以解释一切疑难的济世良方。道家学说为日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了与儒家学说相互补充的退却自保的哲学，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文化人格；而在大批无知识民众那里，则被改造成宗教，成为灵魂超脱的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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