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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通史-(全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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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105089826
  • 装帧:暂无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2981 页
  • 出版时间:2007-11-01
  • 条形码:9787105089826 ; 978-7-105-08982-6

节选

br /> 王朝文
    《苗族通史二》脱稿了,可喜可贺。全书分5册、6部、24卷,
共约240万字。这是自古至今苗史研究的巨大成果。
    《苗族通史二》(以下简称《通史》,是纳入国家“八五”
“九五”中国少数民族通史系列编写和出版计划的重点选题。
编写《:通史二》,是党和国家对我们苗族人民的关心和重视,是进
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体现民族平等的一大举措。为了不
辜负党的关怀,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写出较高水平的
书来,我们成立了由贵州、湖南、云南、广西、湖北、重庆、四川、
海南、北京九个省(市、区)及南京军区、兰州军区、贵州省军区
苗族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组成的“苗族通史编辑委员会”,经
过调查和慎重考虑,确定吴荣臻为主编,下设主编室和写作
组,并于1999年7月在湖南吉首大学召开的编委扩大会议上
正式通过。同时,还原则、通过了主编室拟定的“苗族通史编写
大纲”和工作计划并付诸实施。主编室同志先后花了两年多
的时间实地考察、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和口碑资
料,并发动数十个州、县(市)建立了<通史二》地方资料编写组,
又经四年多的撰写,终于完成了书稿。这本书的写作,从1999
年起,至2004年完成初稿,跨两个世纪,花六年多时间,牵动
了数省(市、区)的人力、财力,波及整个苗区,确实是一项浩繁
的大工程,是苗族人民十分关切的政治生活中的大喜事和精
神文明建设的大项目,是广大苗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当今伟
大新时代的产物。编委会和写作班子,尤其是主编付出了极
大的辛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永远值得人民敬重。截止到书
稿完成之日,编委会及写作班子中,德高望重的陈靖、吴运昌、
吴光海和知名学者龙伯亚等六位同志已过世。为此,我谨代
表编委会和苗族人民向他们表示沉痛的哀悼!
    基于编委会正副主任职务的责任和要求,我同喻忠桂、滕
久明、石玉珍、龙大位及陈靖、吴运昌等正副主任,审阅了全书
稿。主编写完一卷,我们就审阅一卷。为了准确把握《通史》
的观点和材料,我通读了二十五史和一些有关民族问题的书
刊,首先从理论和历史知识上进一步充实和武装自己。我是
逐字逐句地看,甚至连标点符号也略加斟酌,并且作了几万字
的文字记录。我总的感觉好。编委会的几位正副主任在与我
交换意见时也都说好。我看这部巨著好就好在政治性强、学
术思想对头、选用素材有价值、着墨观点客观,全书通贯了坚
持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坚持苗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坚
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原理以及将马列主义普
遍原理与中国民族问题的特点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
策;突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局限,突破了套汉史写苗史的
局限,突破了“史证法”的禁锢;批判了“血统论”,批判了“正统
论”,批判了机械唯物论等等。读完《通史》,使人感到作者查
阅了大量的文献,作了不少的调查研究,文字流畅;许多观点
立意新颖,与之前的一些专家、学者的提法和阐述相比,不是
照抄别人的著作,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分析、整理和提
高,更可幸的是提出了新的认识和观点;文字虽长,但却不腻;
值得强调的是《通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作指导,娴熟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比较准确而详尽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真
动人,以理服人,并批判了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和做法,使人读
后视野开阔,增长知识。苗族在历史上,为了实现民族平等,
屡战屡败,但又屡败屡战,从不屈服。苗族有着悠久、灿烂的
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过巨大的贡献,在不同历史
时期内,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读完《通史》,可以
有效地帮助苗族人民进一步增强团结,提升自信心,发扬优
点,振作精神,奋力拼搏,跻身于国内外先进民族之林。喻忠
桂将军在读后批文中指出:“……通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思想;体现了党和政府对
民族问题、民族工作,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进步等一系列
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史证,重策证,重人证
和重物证,分辨是非,以之统一认识;表述比较客观,无主观武
断或强加于人之意;在撰写方法上有很大的突破,没有公式
化、‘传统化’和改头换面的旧文风。真实地反映了苗族数千
年文明史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读起来使入耳目一新。”
    《:通史》能在政治上过硬和学术上有所建树,我看有以下
三个方面,这也是成书的主要原因:
    **,得益于当前稳定的政治局势和良好的学术风气,以
及保证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的时间和经费。主编室全体同志进
行了两年多的调查研究,深入到当今苗族人口较多的贵州、湖
南、云南、广西、四川、重庆、湖北、海南等省(市、区)苗族聚居
区和散杂区,走访了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北京等九黎
三苗的活动区域及“逐三苗于三危”的迁徙路线。主编在甘肃
省永登县发现了有关三苗的遗民,在登上西北三危山时,将所
见所闻、所感所悟用电话与我交流。尤为深刻地是主编室几
个同志为了进一步了解苗族先民的活动情况,还专程走访了
五湖地区,在湖南、湖北、江西考察了京山、大冶、彭头山、屈家
岭、万年洞等环洞庭湖和环鄱阳湖文化遗存;在安徽、江苏、浙
江、福建等考察了良渚、大墩子、河姆渡、草帽山等环太湖和环
洪泽湖文化遗存。为了查阅一些孤本文献资料,专程到国家
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州图书馆、佛山图书馆等伏案抄录;为
了调查历史名人,专程到了定远、肥西,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某部等地座谈调查。可见,如果没有好的政治环境、学术空气
和较充足的课题经费,是办不到的。本<通史》从计划到成书
的过程,再一次证明对民族历史的研究和撰写,对民族问题的
看待和处理以及对民族工作的态度和方法,必须以马克思主
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准绳;同时,认真、深入地调查
研究,尽量多地掌握**手材料,做到资料详实,言之有据,是
我们工作和学术研究的正确途径和基本方法。
    第二,《通史》的成功,还在于全书的工作者们能抓住主要
矛盾、主要事件、主要线索,研究苗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在写作
时,不是平均使力,而是对苗族在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
件,有针对性地花大力气进行分析,揭示出其*本质的核心内
容加以述评,以事实说话,以理服人,起到了正本清源、还历史
本来面目的作用。有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苗族,了解苗族,理
解苗族,帮助苗族的发展进步。这方面,可举的例子很多,在
此仅就苗族的“苗”名及其在各个历史时期所演绎的内容,作
粗略的说明。
    《通史》在《导论》中,列了《说“苗”道“蛮”二》一编,重点阐明
了“苗”即*先种田人,“苗子”即禾苗栽培技术的传承人;紧接
着论述了“三苗”,即许许多多栽种禾苗的群体,并在三苗上千
年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了以栽种禾苗为特征的多元一体
的古代民族一一苗族。《通史》运用地下发现,历史记载和古
代、近现代的研究成果等史料,以民族学原理加以论证,很有
说服力。之后,《通史》在正文部分充分运用了各个历史时期
关于“苗”的史实资料,进一步叙述使“苗”字通贯全书。譬如,
栽种禾苗首先需要土地,田土是苗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
苗族的命根子。于是,围绕在历史上苗族田土的得与失所发
生的上百次暴动、起义和反抗斗争展开论述。苗族每战斗一
次就失败一次,地盘就缩小一次,民族也削弱一次,战争失败
后苗族就迁徙一次。苗族难民投亲靠友,或搬到远方的族群
中去,在当地族兄族弟的帮助下重建家园。迁徙的苗民重新
拓荒开田筑堰修圳种禾苗。大片田土修好了,条条圳坝通水
了,禾苗生产发展了,苗人又开始富裕了。于是再次爆发了
“赶苗夺业”和反抗“赶苗夺业”的民族战争。然结果又是苗族
被打败,又得迁徙。就这样屡战屡败屡迁徙。湖南、湖北、河
南、江西、安徽等桐柏山和大别山以南至南岭以北及五湖地
区,古代都是三苗故地,战争失败以后,不是全民族的迁徙,而
是只有一部分人搬进了西南苗疆,还有一部分人留在原地,被
汉族同化了。《通史》记叙了苗民在雷公山、南山及武陵山上
开垦出了被形象地称为“鼎罐田”、“手挨田”、“草鞋田”等几十
种形状的梯田,由此可见,苗族确实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
又是一个勤劳、善良、英勇,富有开拓性、创造性的伟大民族。
像这样的例子,既抓住了本质,又突出了重点,横阔纵深地将
苗族的“苗”字说清楚,道明白,使人看出其本源所出,规律所
在,如果编者没有从宏观和微观上全面透彻地弄通整个苗族
历史是办不到的。
    第三,得益于总主编多年来在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
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学和研究,使《通史》能站在马克思
主义和党的民族政策的立场上说话,并运用这一武器批驳了
一些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保证了<通史净编写的正
确方向;同时也得益于他多年从事苗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他在
撰写《通史》前,已有专著多部、论文多篇,并在国外出版了近
百万文字的巨著《苗族历史》,这为撰写《苗族通史》奠定了扎
实的基础和功底。可以说,《苗族通史》是他倾注一生之精粹,
广集百家之大成。
    此外,基于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要求,《通史》专写苗族
自身的发展史,古代、近代部分都不涉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无
法回避的情况下,只提到了汉族统治阶级。对历史上提出并
实施“苗汉一体相待”的如诸葛亮、李世民等“良臣英主”加以
颂扬;对傅鼐、张广泗、嘉庆等血腥镇压苗族人民的统治者进
行了抨击、批判。
    自古以来苗族是一直主张民主平等制的民族。虽然古代
的民主平等是原始的,但后来根据历史的发展不断被赋以时
代的新内容。清代记叙苗族“有族属,无君长;有贫富,无贵
贱”,便是有力的史证。苗族追求民族平等,向往民主自由,几
千年来为之奋斗不息,革命不止。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党的主
要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江泽民、
胡锦涛等*重视各民族一律平等,重视人民民主专政,并将它
们写进宪法。苗族的千年夙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实
现。这部<通史二》,用史实展现了苗族上下几千年悠久的文化、
光辉的历史以及苗族人民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品格、灵魂和
精神。这对于人们认识和进一步了解苗族以及教育当代和后
代广大苗族人民是有好处的,对于党和国家制定政策和治理
苗区也是大有裨益的。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其他民族的人不太了解苗族,苗族同胞自身也很难全面
了解苗族。身在庐山的人还“不识庐山真面目”,何况苗族分
居在苗岭、武陵山、乌蒙山、大娄山、云岭东南山区和南山山区
等五大山区,要全面了解苗族非下一番苦功不可。《通史》所
载的内容横跨地域九省市,上溯岁月七千年。它确实是苗族
和其他民族进一步认识苗族和了解苗族的好教材。不过,《:通
史二》毕竟只是当今这个时代的产物,难免带着时代的痕迹,不
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局限,虽受益于当代,仍寄希望于将来。
    看完《:通史二》后我非常激动。不禁感慨:苗族不愧为中华
民族中一个伟大的民族,是她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是她丰厚的
文化底蕴成就了今天这部灿烂辉煌的历史巨著。
    2004年11月于贵阳南明河畔

第八章楚国的建立
    早在商周之际(约公元前22世纪一前1l世纪),当三苗国形将
瓦解之时,三苗国民中有一群姓“芈”的自称为“熊”的人,“辟在荆山,
筚路蓝缕”,艰难而又果敢地打起“楚”之旗号。*迟从商汤开始(公,
元前16世纪)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小国家“楚”。楚由小到大、由弱到
强。至秦灭楚(公元前223年)为止,历时1400余年之久。如果把传
说时代也计算在内,那更是源远流长了。楚史是以熊通“自立为武
王”(公元前704年)为分水岭,以前是楚开基拓土,安国兴邦,雄踞江
汉时期;之后兼并扩疆统一南方六十多个方国,“问鼎中原”,争霸称
雄时期。
**节  三苗遗民  熊楚兴起
  一、鬻熊为三苗遗民、“熊楚”之祖①
  楚国与三苗国,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和相互吻合的疆域。“鬻
便是连接和传承三苗至楚的一个关键人物。
  髻、微、卢、彭、濮"Jk国”的首领。他是衔接周朝与楚、三苗与楚的双
  关系的重要的历史人物,为此,我们有必要对“熊”和“鬻熊”加以破
  译考证。
    (一)关于“熊”字的破译
    楚王们留给后人之谜不少,关于楚王名字前冠用“熊”字现象,就
  是其中*特别的一个。楚王本姓芈①,自称“熊”,国号为“楚”。按照
  中原华夏诸侯国的惯例,楚王们在直呼其姓名时,本该叫芈绎、芈通、
  芈渠……不应叫“熊绎、熊通、熊渠”。那么,到底“熊”与楚国是什么
  关系呢?千百年来,众说纷纭;有当熊为图腾解,有当“熊”姓氏论,也
  有人与黄帝号“有熊”相提并论而作为“有熊氏”之后裔看待,还有人
  认为透过“熊”字可以揭示楚国王权的专制性,无一能自圆其说。其
  实,楚“熊”既不是动物熊的本义,也不是图腾或姓氏,更不是“有熊
  氏”之苗裔,而是苗族的语言习惯和语法规律。
    据考,黄帝炎帝及其生活在中国陆地第二阶梯——黄河中上游
  的上古人们,根本无法见过“似豕兽”的动物熊。后人把“熊绎”的
  “熊”附会黄帝族的“有熊氏”或“熊图腾”都是没有依据的。
    **,从生态学来看。在7000—5000年前的这样一个“三皇五
  帝”时代,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广大地区,其生态大体如同现今了,根本
  不具备动物熊的生存条件。我国境内的熊主要有三种:一是大熊猫,
  喜欢生活在温和湿润的竹林地区;二是棕熊,喜居在温和湿润的灌木
  林中;三是狗熊(即黑熊)长年生活在严寒的针叶林地带。
    黄河中游,5000年前的生态条件是:在气候方面“日北则景长多
  寒”留,“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③表明河淮流
域冬季都是“北土寒冰,至冬地冻”①;在植被方面,“竹意殊寒”,故
“九河(黄河下游许多支流)鲜育,五岭实繁”②,因而,“晋阳以北,地
寒而少竹”,这样就排除了大熊猫在“晋阳以北”、“九河”地区存在
的可能。另据《尚书·禹贡》载:“西(西北)被于流沙……导弱水、至
于合黎余波人于流沙”,这里“流沙”指的是今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
从《禹贡》对沙漠的记载来看,黄土高原以及华北平原的地质地表及
植被大体如今。据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二》的
“炎黄族属集团”考证,炎黄族未有击败九黎集团以前,其活动地区均
于今河北省西北部。另据明王士稹《陇蜀余间》日:“貔貅产峨”,貔貅
者,大熊猫是也,峨眉山在四川境内,证明了动物熊生活地带远离黄
河中游地区。因此黄帝“号有熊”之“熊”字,只是氏族或部落名称的
记录,不是动物“熊”或“熊图腾”的标志,要不然“有熊氏”为“熊图
腾”,那么帝尧“陶唐”,帝舜为“有虞”,照此推之,“虞”“陶唐”各为
何物?
    第二,在考古方面,“有熊氏”在今河南新郑、嵩山东南,地属陆地
第二阶梯断层,与更新世熊猫化石的发掘地和熊猫的现今分布相吻
合。表明黄河中游地区无大熊猫。在楚形成以前的陶器、铸器以及
洞壁、崖壁的古代绘画中,目前在黄帝活动之地还没有发现有熊的原
形图案。就全国而言,在甘肃辛店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有“熊”的绘
画图。但辛店不在黄帝足迹活动的范围之内。这说明了,在黄帝上
古时代的人们,的确没有见过熊,因而无法绘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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