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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毛泽东学公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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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07323986
  • 装帧:暂无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03
  • 页数:295 页
  • 出版时间:2008-01-01
  • 条形码:9787507323986 ; 978-7-5073-2398-6

节选

br /> 苗枫林
    毛泽东博古通今,堪称一位旷世绝伦的公文写作大师。他的公
文著述生涯,同他的革命生涯一样,超过了半个世纪。他在领导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斗争实践中,为我们写下了许许多多光芒四
射、文质并美的公文佳作。据统计,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版)l到4卷中,总共载有各类应用文162篇,其中属于
纯公文的就有90篇,占56.6%。而且这90篇公文,可以说篇篇都
是精品,观点鲜明、论证深邃、笔调洒脱、语言精美,堪称中国现代公
文的光辉典范。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公文篇章,既继承了中华民族
悠久文化的精髓,又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既闪烁着革命思想
的光辉,又放射出艺术的光芒,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了一种无可辩驳
的意蕴和力量。另外,在《毛泽东文集》1—8卷中,也收集了大量的
公文篇章,像《郑州会议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
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等等。这在中国几千
年来的历史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毛泽东公文永远是中国公文的
楷模和骄傲。
     毛泽东同时不但具有丰富厚重的公文写作实践,而且形成了博
大精深的公文理论。他的公文风格和公文理论,奠定了中国当代公
文的基础,也造就和哺育了整整一代的中国公文工作者。我们当今
的不少秘书人员,就是在毛泽东公文风格和公文理论的指引下走上
公文工作的道路的。毛泽东的公文风格和公文理论,遍及各个时期
的著作,但他对公文理论的阐发,集中的是在两个时期:一是1942
年的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这篇作为整顿文风的
重要构成部分的著名讲话中,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当代公文风格和公
文理论的诸多问题;二是在1958年初发表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一
文中,他从第三十二条到第四十二条,占用整整十一条的重头篇幅,
进一步阐发了中国当代公文的基本理论。可以这样说,《反对党八
股》和《工作方法六十条》是中国当代公文的经典著作,是中国当代
公文学习和研究的必读书。
    毛泽东对公文理论的阐发集中在这两个时期,这说明了一个重
要道理,即公文的改进与提高,始终是作为中国革命政权为实现自
己的战略目标去调整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而提上议程的。延安整
风时期,是总结中国革命20年的经验教训,把改进公文作为整顿三
风的重要内容提上议程的。1958年初的《工作方法六十条》,是总
结新中国成立以后10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解决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从而把改进公文提上议程的。在毛
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在1979年进行拨乱反正端正思想路线时,曾
经以清理“帮八股”为内容,又进行了一次公文的整顿,从而使中国
当代公文得以沿着毛泽东的公文理论健康地发展起来。
    毛泽东的公文风格和公文理论,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民族化是毛泽东公文风格和公文理论的历史基石。中国
 古代公文,是中国古代文学艺苑里的奇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
部分。由于中国古代公文写得文约、辞美、体严,法理相寓,长于方
略,以至于不少公文的上乘之作都被列入中华文学名篇,历千百年
而不衰。当然,中国古代公文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不能
不打上与人民隔绝、迂腐和体式僵化的烙印。要不要发掘、筛选,从
而继承中国公文的优良传统,这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
中,就曾经作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被尖锐地提出来过。孙中山先生
所主持的国民政府所制定的公文法规,荡涤了中国几千年皇家公文
的污泥浊水,又保持了中国公文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著名演说中,提出了“宣传的民族
化”问题。他这里所说的“宣传”,包括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
告,都不能离开中国特点的要求。他批评了那种对于现状,对于历
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
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毛泽东自己的公
文写作实践,就是坚持民族化的模范,而且终于形成了有“中国作风
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当代公文。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指出,毛泽东
的公文风格是中国公文丰厚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公文著作
是中国公文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中国当代公文,正是根据毛泽东
的公文风格和公文理论健康地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为成熟的有中国
特色的当代公文体式。
    其次,人民性是毛泽东的公文风格和公文理论的时代基石。任
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公文,作为一个政权执政的工具和手段,都首先
要着眼于为谁所用的问题。正是这样,毛泽东指出“任何机关作决
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
 的。”这就把公文的人民性问题,提到了一个很高的角度。
    公文的人民性问题,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阶级从来不能
提出也不肯提出的问题。正是毛泽东提出的公文的人民性问题,为
新中国的公文深深地打上了人民的烙印。
    公文的人民性,不仅体现在公文的行文目的上,还体现在公文
的表述形式和诸多行文方法问题上。毛泽东在其他一些著作中,特
别是《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详尽地阐述了这些观点,并且尖锐地批
评那些认为领导人用不着去管讲究词章的事,是人民政权中的“大
老爷”作风,而且提倡重要的公文一定要主要领导自己动手,或者合
作起来做。这也是新中国公文的人民性的鲜明特点。
    再次,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是毛泽东的公文风格和公文理
论的科学基石。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提出公文应当具有
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而且进一步指出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
和推理的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
以外,还有辞章的问题。还指出“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概
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推理不符合逻辑;第四,不讲究
辞章”。这就是毛泽东公文风格和公文理论的骨架和科学基础。
    (本文作者系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名誉会长、山东省八届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
 第十五章  千锤百炼精益求精
    ——毛泽东公文的修改艺术
    一切好的文章都是修改而成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毛泽东就十
分重视公文的修改。他指出:“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
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
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
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
正才好。”之所以要改正,是因为要使自己写出来的公文,反映客观实
际,指导革命实践。修改,就是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
    古人讲“善作不如善改”,“文章不厌百回改”。毛泽东对他的
每一篇文章,从内容到形式,从字、词、句到篇章结构,都多次修改,
都要千锤百炼,精益求精,很值得我们潜心学习和研究。
    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公文修改是被人的认识
规律决定的。他说:“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
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
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
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
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①
     为了研究毛泽东是怎样修改公文的,我们且将《毛泽东选集》
新版本与以前的《整风文献》(新民出版社1949年3月增订初版)相
比较,向毛泽东这样的大手笔学习怎样修改文章。
    一、从内容上修改
    苏东坡有一段形象的经验之谈,他说:“儋州虽数百家之聚,州
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
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依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
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
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宋·葛立
方:《韵语阳秋》)所以,我们首先从内容方面看,毛泽东是怎样反复
琢磨公文之意的,亦即公文的主旨。
    (一)锤炼基本思想
    基本思想就是公文的主旨,这是公文的灵魂和统帅,在这方面
我们很难找到有力的资料,但有一例可以说明问题。
    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亲自组织了3个调查
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去作了历时100天的调查以解决
农村问题。因为经过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1960年
的困难时期,国民经济持续恶化,接近崩溃。为了扭转困难局面,便
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想制定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也就是后
来的《人民公社六十条》。经过几个月的调查,3个调查组几次向毛
泽东汇报,谁也没有提出新观点、新看法。但毛泽东却在3月13日
召开的三南会议(中南、华南、西南3个大区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
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平均主义的主张,即人与
  人之间、队与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个思想,就成为后来制
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基本思想。反对平均主义,在今天看来没有
什么了不起,但是在1961年那个特定的时期,能够提出这一观点,
应该说是观察敏锐、认识深刻、提法高远的,显示出了领袖的英明远
见。特别是经过3个组的多次汇报,谁也没有提出一个宗旨。这就
充分说明,在这100天当中,毛泽东也在调查研究,不断地思考,反
复地琢磨,*后概括出了以上的具有指导性的意见,这个意见就是
制定六十条的基本精神。这是毛泽东反复酝酿基本精神的一个
例证。
    (二)敲定政策
    毛泽东在修改公文时,很注意政策的正确与否。正如他在《关
于情况的通报》一文中说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
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①因此,他总是首先修改那
些不妥当的地方,以加强其政策性。例如:
    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是哪里知道
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
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当然还有一种比这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
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
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
者”的招牌。因此……    (《整风文献》第295页)



作者简介

p>张保忠曾任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
秘书长、副会长、常务副会长等职,
现任中国公文学研究所所长。多年从
事党政机关的秘书工作。1 985年开始
发表论文,至今已发表公文学研究方
面的文章400多篇;出版公文写作、
公文处理方面的书籍20部,其中个
人专著9部,主编7部,合著4部。
岳海翔现为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公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从事公文写作教学工作1 0
余年来,在杂志上发表公文学术论文
3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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