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国学访谈

时间2005年12月4日
　　地点北京安贞桥余宅
　　嘉宾 余敦康 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
　　■访谈手记
我去余先生家的那天，天气很冷，还刮着大风。余先生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并且还借口难学而拒绝学而知之，当我把录音机放在他面前时，就见余先生斜着眼神朝它瞥了一眼，皱着眉头问道：“这是什么玩艺儿？”我告诉他是录音机，他便接着问道： “还录音吗？”“是啊老爷子。”我笑着回答道。我接着安抚道： “整理录音的时候我自己听的，咱不让别人听不就行了。”余先生于是无奈地摇着头：“唉！你们这些当记者的呀！”
两只“中华”烟点了起来，我一只，余先生一只。就这样，我接手《光明日报》国学版的**个访谈在弥漫的烟气中开始了。
余先生口才极好，出口成章，这在圈里是有名的。有的人说他嘻笑怒骂皆文章，有的人说他骂人不吐脏字，有些学者因此而有点惧他。而在我看来，这正是余先生的魅力所在。
余敦康：《光明日报》出头影响面很大。国学传统断了一百年，和民族的命运有关系。过去一百年的中国积贫积弱，都归咎于国学了。什么叫国学，先进的是西学，叫新学。国学叫中学，是旧学。中国要走上现代化，就要告别旧学，走向新学。
主持人：这是不是当时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
余敦康：毛泽东就讲，自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到西方去寻找救中国的真理。可是你想，中国的事他救得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