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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进展VII-第七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进展VII-第七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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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02944292
  • 装帧:暂无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6开
  • 页数:445
  • 出版时间:2007-12-01
  • 条形码:9787502944292 ; 978-7-5029-4429-2

节选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然
而,由于世界人口无节制地增长、工业化程度不断地加速、人类消费水平无约束地
提高,带来了森林大量砍伐、大气CO浓度不断升高、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等环境
与社会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环境变化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
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这三个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
影响。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生物多样性,以及后者对前者如何响应
和适应是人们特别关注的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变化已经成为人们考虑环
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议题。以全球变暖为标志的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
越来越大,如珊瑚礁白化(Coral reef bleaching)、植被与物种向高纬度和高海拔迁
移等都是可以观测到的现实。这种变化,特别是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变化以及
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繁发生等的影响是深远的,关乎到地区和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规划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展规划,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此外,为了更好
地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真正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2010年目标,下列几
个问题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与受威胁现状评价/保护生物
地理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定量评估、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功能、生物多样性信
息学、生命之树(Tree of Life)以及谱系生物信息学、谱系生物地理学、生物的快速
鉴定如生物条码(Barcode of life)和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等。
    近年来,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在各有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取得了长足的进
展。特别是,2004年10月成立了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中国委员
会以来,各个部门的合作不断加强。在组织本次会议时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自然生态保护司组织专家积极筹备生物安全与遗传资源专题,国
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和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认真负责地组织自然保护
区建设与生物多样性评价、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野生植物保护理论与实践等专
题,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的专家积极筹备数字标本馆与生物多样性信息管理、中
国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利用生态系统控制实验研究生物多样性对全球变化的
响应等专题。会议的组织还得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人与生物圈委员会等环境保
护组织的支持。随着国家经济形势好转,政府对于科技的投入不断增加,中国生
物多样性研究取得的进展是十分显著的。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共
有5个特约大会报告,57个专题报告。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中国委员会主席陈宜
瑜院士十分重视这次会议,亲临长春参加开幕式,并对中国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发
 展历程进行了简单的回顾,提出了应该重视的三个方面,即应重视生物学和地学
的交叉、应该特别关注生态系统水平的工作、同时强调了基础性研究的重要意义,
特别是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监测等基础性工作。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自然生态
保护司朱广庆副司长、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贾建生副司长、中国科学院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朱祯副局长等参加了研讨会并在开幕式上致词。大会收
到论文摘要141篇,其中大会报告摘要6篇、生物安全与遗传资源21篇、数字标本
馆与生物多样性信息管理10篇、中国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22篇、野生植物保
护理论与实践9篇、利用生态系统控制实验研究生物多样性对全球变化的响应4
篇、自然保护区管理与生物多样性评价28篇、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23篇、其他相
关议题摘要18篇。为了使会议的成果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组织编辑了第七届
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论文集。经过专家严格审查,收入本文集
的文章50篇,其中综合性论文3篇,遗传多样性4篇,物种多样性13篇,生态系统
多样性13篇,自然保护地管理8篇,大会讲话9篇。这些文章反映了近年来我国
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和*新成果。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办公室王晨老师和王顺忠博士完成了大量的
编辑工作,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陈灵芝研究员、路安民研究员、王献溥研究员、
罗毅波研究员和马克平研究员以及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李义明研究员参加了
审稿工作,马克平研究员负责统编、定稿。此外,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办
公室侯淑琴老师和徐学红同志参与了文集稿件的组织和审查工作。气象出版社
的李太宇先生热心执着的敬业精神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值此文集即将付梓之际,
对所有参与和支持本次会议和论文集出版的专家、领导和同事们表示衷心的感
谢。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将于明年10月在浙江金华召开的第八届全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由于时间仓促,内容广泛,可能会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欢迎各位专家、学
者和同行朋友提出宝贵意见。

略论植物中文名称的统一
    (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93)
    摘要本文简要回顾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来植物中文名称统一的历史;分析了现代植物分类
学传人中国后,植物中文名称产生新一轮不规范问题的原因;同时简单介绍了几代科学家为解决
这个问题而做出的努力。文章研究了种子植物中文属名不规范的原因并提出拟解决的途径,并认
为宜优先规范植物中文属名。论文呼吁成立专门的植物名称审定委员会,请各类群专家通力合
作,系统整理规范植物中文名称。
    关键词  植物考据植物中文名称规范统一
刖  目
    中国古代涉及植物的文献可谓浩如烟海。由于植物种类繁多,加之方言的分化和文字的
演变,古籍文献中的植物名称难以计数。距今愈久,失误弥多,渐至名称混乱难以分辨,同物异
名、同名异物现象比比皆是(张宗绪,1920;钟观光1932a,b;吴征镒,2003)。汉代之前,国人
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带来的不便,因此在*早的字典《尔雅》(未署名,约公元前3世纪)中出现
“释草”、“释木”篇。扬雄(Han Dynasty)的《方言》也对不同方言中植物名称加以解释,至清晚
期吴其溶(1848)的《植物名实图考》及《长编》,主要内容仍然涉及的是植物名称的考证。中国
古代考据学对植物的考证,旨在统一历代古籍中与植物名称相关的雅言与方言、古代语言与
“现代”语言之间的关系,但由于缺乏现代科学分类方法,虽历经两千年,中国古代植物中文名
称统一的任务始终没有完成。
    西学东渐后,中国植物考据遂溶于植物分类学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涉及
古代植物的名称、分类及相关的生态、生理和生化方面的研究,也包括对记载植物古籍的考证
(包括作者生平、版本、著作真伪等各个方面)。其目的是要以科学的方法发掘、保存和利用中
国传统植物文化(traditional plant culture),统一植物中文名称是其中的重要工作。近现代植
物考据阶段是以现代植物分类学为基础,先规范植物中文名称,再确定古籍文献中植物的科学
名称,旨在达到“贯通古今,联系中外”的目的。
    统一植物中文名称十分重要,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国植物学科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国人
的健康。由于植物中文名称未统一而引发了许多问题。如“龙胆泻肝丸事件”,这一事件的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木通”这一中文名称在历史上比较混乱,它曾经指毛茛科、马兜铃科和木通科
的多种植物,而这些植物在毒性和药用价值上大相径庭(马红梅和张伯礼,2002)。再比如在浙
 江河姆渡遗址上发掘出的漆树科的南酸枣(Choerospondias axillaris),有的考古研究者竞将
其与鼠李科的枣(Ziziphus jujuba var.JU3uba)混淆(陈文化,1997),并以此来讨论枣的驯化
和起源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屡见不鲜,多是由于植物中文名称没有统一而引起的常识性错
误。
    钟观光先生(1932a)曾谓“邦名与学名,如鸟翼车轮,相须并进,不具其一,必兼丧其二……
如无学名记录,则义类不明,即与世界文化隔绝,等于薪柴。如无邦名记录,则传达无具,即与
国内文化隔绝,等于饰品。”若从李善兰(1858)等编译《植物学》算起,百余年来,我国几代植物
学先贤历尽艰难,欲将中国植物名称“贯通古今,衔接中外”,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为《中国
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等大型工具书中的植物中文名称的初步规范和统一做出了重要
贡献。但离真正的规范统一,还有相当的距离。目前中国植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已经初步完成,
《中国植物志》业已全部出版,植物中文名称的规范化研究和统一到了的*佳时机。
1  植物中文名称统一的历程
1.1  古代时期(2 B.C.一t858)
    中国早期的植物名称统一研究,是从对经学注疏中的植物考据研究开始的。《尔雅》中的
“释草、释木”开古代植物考据之先河,当是目前已知*早解释植物名称的文献,解释植物300
多种;扬雄(汉)的《方言》开创了解释不同地区“方言”中植物名称的历史;稍后许慎(汉)的《说
文解字》中也有植物释名的内容,如其中的草部、木部和禾部等。郭璞(晋)《尔雅注》则形成了
以综合简单的形态特征和方言等证据来考证植物的方法。此后经学中“雅学”盛行,出现了罗
愿(宋)的《尔雅翼》、陆佃(宋)的《埤雅》、郑樵(宋)的《通志·草木略》、方以智(明)的《通雅》和
郝懿行(清)的《尔雅义疏》以及洪亮吉(清末)的《比雅》等一批研究著作。而儒家学者对《诗经》
等经典著作中出现的植物也有较深入的研究。《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陆玑,三国)注解植物
114种,其中更加注重植物形态描述,和对前人误说的订正,从此开始了《诗经》植物考证的研
究方向,之后诗经名物研究仅图谱就有梁《毛诗图》(三卷)、唐代《毛诗草木虫鱼图》(二十卷)和
宋代马和的《毛诗图》等,久既失传(蒋见元和朱杰人,1996)。直到近现代,研究诗经植物的风
气仍很盛行。宋代还出现了《离骚》植物研究的专著——《离骚草木疏》(吴仁杰,宋)。
    本草和农书研究也用力甚勤,据统计,中国历史上已知的农学书目多达300多种(王毓瑚,
1964),现存本草书目也不在少数(龙伯坚,1957)。此外,在史书、方志和笔记小说中也屡屡出
现植物考证研究内容,如沈括(约1091)《梦溪笔谈》中有专门的植物考据内容,考据方法尤其
注重形态特征。花卉植物考证如《全芳备祖》(陈景沂,宋)、《群芳谱》(王象晋,明)和《花镜》(陈
溴子,清)等书籍;救荒植物研究如《救荒本草》(朱□,1406)、《野菜谱》(王磐,明)和《野菜博录》
(鲍山,1622)等,都属于植物考据研究的内容。而本草研究从《本草经》开始,到宋《图经本草》,
每次本草的编纂,都不乏考据内容,李时珍(1590)的《本草纲目》更对植物名称统一的要求达到
前所未有的程度,书中突出了释名的重要性,并强调要亲自到实地调查研究来考证本草植物。
而清代《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陈梦雷等,清)汇集模仿了大量古代植物学研究文献,是植物考据
中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汇编。吴其溶《植物名实图考》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的出现,突破了
本草的局限,注重历史文献中名物的统一,更不惜亲自采集植物,绘制植物图。集植物考据、新
植物记载、药用植物、救荒植物等于一体。被誉为我国现代植物学的发端之作(周作人,1926;
胡先辅,1934)
    中国古代植物考据研究虽然内容丰富,但还停留在中国传统植物研究的基础之上,植物形
态描述简单,考证方法大多以文字证文字,更没有形成统一植物名称的标准。所以虽历经两千
多年,植物中文名称的混乱现象始终没有明显的改观。更重要的是,到清朝中期,西方植物学
发展飞快,而《植物名实图考》和同时代的西方植物分类学隔绝了。钟观光先生(1932a)谓“无
学名记录,则义类不明,即与世界文化隔绝,等于薪柴。”不但揭示了学名的重要性,也点出我
国古代植物中文名称不能得以统一的根本原因。
l_2近现代时期
1.2.1  萌芽研究阶段(1858—1915前后)
    西学东渐后,李善兰等(1858)编译了《植物学》一书,植物科学命名方见域内。本书对中国
古代植物学名词有所总结,“植物学”这一专有名词也由此产生。国人自此开始中文植物学词
汇与西方植物学词汇相对应(罗桂环,1987;苟萃华等,1989)。痛惜李善兰后的近半个世纪,
中国人非但自己很少涉猎西方植物研究,国内的植物研究也几乎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植物
中文名称的科学研究也不例外。如俄国的Bretschneider(1870,1882,1893,1895)、日本的松
村任三(Matsumura,1906,1915)以及美国的劳费尔(Laufer,1919)等人。他们的研究工作
使得国外对中国古籍文献记载的植物有了初步了解,激起了国人从事中国植物考据研究的热
情,并向我们提供了*早的研究资料,加快了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步伐。但其负面影响,尤其是
日本人的工作,引发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植物中文名称的混乱和随之在中国研究者之间产生
的植物科学名词之争。因为中国植物考据研究与现代西方植物分类学的衔接不单单是分类学
问题,还涉及到语言、历史和文化各个方面的综合,外国研究者往往不能得其正鹄的(张宗绪,
1920;钟观光,1932a,1932b;胡先辅,1934)。
1.2.2开端阶段(1915—1949)
    20世纪初,中国现代植物考据研究一开始端就和植物分类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先驱们研
究植物分类学之初,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在整理中国古代植物名称,而中国植物名录的整理必
然涉及“邦名”考订和学名考证以及两者之间统一的问题。胡先□先生(1934)甚至认为“分类
学的一半为考据学”。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个论断有其道理。中国早期的植物名录整理,包括
地方植物名录、专类植物名录、早期的植物学教科书、植物学字典和各种图谱图鉴等等著述,无
不结满了植物考据工作的硕果。这些工作伴随在早期植物分类学研究中,初步奠定了我国现
代植物中文名称与拉丁学名一一对应的基础。
    这段时期,胡先□先生走乾嘉考据之学和近代科学实证方法相结合的道路,开植物考据研
究先河,《说文植物古名今证》(1915—1916)连续在《科学》上发表,是我国植物学家的**篇现
代植物考据研究论文,国人从此开始采用现代植物分类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古藉中的植物中
文名称,虽然考证结果存在一些问题,但相对于那个时代,即使是现在看来,仍不失大家之风
范;随后他翻译了威尔逊的《中国西部植物志》(1917)和《中国西部果品志》(1918),其中涉及许
多中国植物中文名称的翻译问题;20年代他整理了几个地方的植物名录,发表有《浙江植物名
录》(1921a)和《江西植物名录》(1921b)等。之后与陈焕镛先生(1927—1937)合著《中国植物
图谱》5卷。类似这样的著作中,多数涉及到中文名称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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