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文纳西学论集

于纳西学的崛起(代序)    白庚胜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志发表。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竞说什么“纳西学何有之?”听到这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的傲慢，同时也感慨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作之余穿行于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地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一套纳西学丛书。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30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西学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历程艰难备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游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关介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纳西学粗具规模，刘半农、董卓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学者开始关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鸿、方国瑜、赵银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 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28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火的骨干力量；60年代至70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球性低迷时期；从80年代初至2l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展示纳西学的内涵。当然，这只是就至今为止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丽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讯将古麽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驰电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璧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变着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而兰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从自然到社会分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而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决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