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

**章　三足鼎立　英帝国的三大支柱：贸易、金融、原材料
　　19世纪中叶，随着自由贸易政策大幕的拉开，英国经济舞台上的主角由工业巨头换成了银行家。金融货币、国际贸易、原材料优势，构成了英帝国权力的三大支柱。
　　英帝国的新战略
　　过去100年的历史，是为攫取和控制世界石油储备而战斗的历史，任何其他因素都不能与此相提并论。首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主要受这两个国家的利益影响，围绕着原材料、石油，形成了世界政治与经济的权力版图，但人们对此却了解甚少。
　　19世纪90年代末期，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自1815年开始，英镑成为世界上*主要的信贷货币。英镑的这一地位和作用，建立在英国黄金储备的基础之上，并得到了英格兰银行的严格监护。全世界对此充满了嫉妒。在滑铁卢，普鲁士的军事优势是战胜拿破仑军队的关键，但是，赢得胜利者美誉的却是惠灵顿和英国人，于是，世界的黄金大量流入伦敦，使得其储备占据了世界*大的份额。“像英国先令一样可靠”，这是当时不言自明的道理。1816年6月22日，英帝国颁布法律宣布，黄金是唯一的价值计量标准。在此后的7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英国的外交政策日益侧重于保护英国的国库——英格兰银行的地下金库，包括全世界新开采的黄金，无论这些黄金是产自澳洲、美国还是南非。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是，随时对拥有黄金储备的竞争对手实施“战略打压”政策。
　　1815年后，在世界海域内，英国海军的霸权无可匹敌。英国船队满载着英国的钢铁、煤炭以及出口国外的曼彻斯特纺织品驶向世界各地。英国制造业领导世界几十年。
　　然而，就在英国对外显示出强权的同时，英国国内却隐藏着危机。在世界贸易中，英国商号的信用延伸得越远，在阿根廷、美国以及俄国的铁路建设中，伦敦金融城里的银行贷出的资金越多，英国国内的经济就越是恶化。很少有人明白，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怎么会有如此密切的联系。
　　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对拿破仑时代之后的欧洲政治版图进行了重新划分。在这之后，英帝国在外交大臣卡苏里勋爵的外交斡旋下，通过与奥地利哈伯斯堡皇室和其他欧洲大陆强国进行交易，获得了海洋控制权。当时的欧洲大陆，各国彼此分裂，势力较弱，根本无法挑战英国在全球的扩张。通过控制海洋，英国控制了世界的海运贸易，这构成了滑铁卢之后新的英帝国三大支柱之一。当时的贸易条款由伦敦劳埃德海运保险和银行财团制定，欧洲大陆的制造业者，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众多制造业者一样，不得不接受这些条款。英国皇家海军也是世界上*强大的海军，在世界各地的主要航道上充当警察，为英国商船提供免费“保险”。而竞争者的船队则不得不向伦敦劳埃德保险财团购买保险，以防海盗、灾难以及战争的威胁。
　　对于世界上大部分海运贸易来说，伦敦银行的信用证以及现钞兑换是十分必要的。私营的英格兰银行，由伦敦“金融城”（即伦敦金融区的统称）里的巴林家族、汉布罗家族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等著名金融财团共同创办，操纵着世界绝大多数货币黄金的供给，它们精心策划，导致大量的英国出口品肆意倾销到竞争者的市场。对国际银行业的主导，无疑是1815年后英帝国权力的第二大支柱。
　　第三大支柱便是英国对棉花、金属、咖啡、煤炭以及19世纪末新兴的“黑金”石油等世界主要原材料的地缘政治优势。随着时间的缓缓流逝，这一支柱显得越来越重要。
　　自由贸易与英国权力的根基
　　182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旨在推动一系列的变革，这些变革的一个结果是导致了一个世纪之后的**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悲惨后果。
　　在以英格兰银行、巴林兄弟商业银行的亚历山大·巴林为中心的伦敦航运与银行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支持所谓的“绝对自由贸易”。这一概念由几十年前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
　　直到1846年，在议会废除旨在保护国内农业主的著名的《玉米法》之后，这项声明才正式生效。废除《玉米法》主要考虑的是伦敦金融城金融与贸易集团的利益，对世界金融和贸易的垄断赋予了他们决定性的优势，他们把这种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如果他们垄断了世界贸易，“自由贸易”将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优势，与此同时，贸易欠发达国家将付出代价。
　　在自由贸易的霸权下，英国商业银行在印度-土耳其-中国的鸦片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润。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外交部公然要求中国开放“自由贸易”口岸，增加英国银行业的利益。
　　1843年，一本反映伦敦金融城商业和金融业利益集团的新周刊——《经济学人》创刊了。这本周刊的目的就是鼓动废除《玉米法》。
　　1846年5月，在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领导下，英国保守党推动废除了《玉米法》。这不仅是英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经济衰退的开端。废除玉米法打开了大规模廉价农产品贸易的大门，这给英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农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低买高卖”这一商人的简单格言上升为国家经济战略。消费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
　　因为废除《玉米法》而失去了保护，英国本土农业与农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爱尔兰农民也深受其害，废除《玉米法》导致了他们*大的出口市场突然出现食品价格的狂跌。19世纪40年代末期，爱尔兰出现的农民饥荒和大规模移民现象——如1845～1846年间惨不忍睹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和后遗症——都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直接后果。英国早先对爱尔兰的政策是禁止爱尔兰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保持经济上的附属状态以满足英国的“菜蓝子”需求。然而在追求所谓的自由贸易的过程中，这个“菜蓝子”被打翻了。
　　1846年以后，英属殖民地印度的农民收入微薄，他们与英国和爱尔兰农民争夺英国“消费者”市场。英国国内的工资与面包价格同步下降。在为那些工资收入低于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工人提供补助时，英国法律允许将补助额与面包价格挂钩。因此，一旦面包价格下跌，英国人的生活标准也会随之下降。
　　废除《玉米法》这一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打开了整个英帝国“廉价劳动力政策”的闸门。廉价食品率先急跌之后，唯一获利的是伦敦的国际贸易大公司以及给它们融资的商业银行。贫富悬殊加大，极少数富人与绝大多数穷人对立，英国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这就是“自由贸易”的必然结果。
　　关于英帝国的自由贸易霸权主义对19世纪50年代的世界经济的影响，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强烈反对者美国经济学家皮塞·史密斯在当时的著述中总结道：
　　自由贸易政策仍然控制着英国的立法机构。实际上，它从总体上把国家看成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国家做生意的巨商，这个巨商支配着巨大的商品存货，其目的不在于使用，而只为销售。这个巨商努力降低生产费用，这样就可以用比竞争者更低的价格售出商品，同时把付给本国人民的工资视为利润损失。
　　皮塞·史密斯把亚当·斯密等英国人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商人”的学说与19世纪50年代在欧洲大陆出现的日益受到关注的国民经济思想相比较，尤其是与德国的关税同盟思想以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其他国民经济政策作了对比：
　　他们的政策将受到生产者本能而非商人本能的支配。作为对国家繁荣的度量，他们只关注生产总量，而不是贸易中的利润率。因此，像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这样的大的大陆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关税同盟或者称为海关联盟——这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主导英格兰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否定。一位有学识且受人尊敬的英国作家约瑟夫·凯描述道：除了还未开化的俄罗斯与土耳其、受奴役的意大利、政府管理混乱的葡萄牙以及革命中的西班牙，英格兰从重商主义政策中得到的是，“贵族阶层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更富有、更有权利，穷人比其他欧洲国家的更压抑、更贫穷，相对其他阶级数量更多、更无信仰、受教育更少”。
　　因此，在1851年，一场旨在建立英格兰主流意识形态的运动开始了。在这场思想论战中，人们使用错误的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观点，而不正视对新的生产技术投资不足这一事实。把无情的经济政策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并将这样一种政治教条称为英国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讲，到19世纪末，英国自由主义的概念才真正确定，这一概念为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的帝国精英阶层提供了正当理由。这个精英阶层代表无数粗俗无知的群众进行统治，因为这些无知群众自己不能治理好自己。
　　然而，19世纪英国政府和公众事务中的自由主义精英分子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和服务于少数私有权力者的利益。在19世纪的后期，这些私有权力集中在伦敦金融城中的少数银行和机构手中。
　　英国的“非正式帝国”
　　在过去的150年里，英国经济战略的本质就是操纵和控制自由贸易。英国的天才们具有变色龙一般的本领，他们想方设法使这一政策适应于千差万别的国际经济。然而，政策的核心保留了亚当·斯密的“绝对自由贸易”的观点，其目的是把自由贸易作为一种武器，反对其他主权国家的经济政策。
　　19世纪末期，英国当局开始围绕如何维持其全球帝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全球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政府致力于采用一种更高明、更有效的形式继续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这便是所谓的“非正式帝国”。在维持对印度及远东关键地区的殖民占领的同时，英国资本开始大量流入其他国家，尤以阿根廷、巴西与美国为主，形成了各种形式的金融依赖，这样的方式从很多方面看比正式的殖民占领更有效。
　　与“附庸国”特殊经济关系的概念、“势力范围”以及“权力平衡外交”等概念都产生于19世纪末，都与英国炮制的“非正式帝国”有关。
自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舰队后，英国就利用其特殊的岛屿环境刻意与欧洲大陆保持距离。这样节约了保持大规模常规军队以保卫其利益的成本，使得她可以集中力量统治海域。从俄罗斯到西班牙，无论谁想要统治欧洲大陆，英国立即可以建立或者资助成立一个联盟来对付她，以维持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对世界财富的掠夺让英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在趁击败拿破仑之势对欧洲进行重组的过程中，英国对其玩世不恭的所谓“权力平衡”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完善。根据这一政策，各方根据势力大小被配置到“平衡点”的两边，而平衡的支点或中心，则严格限定在伦敦。对此，英国外交部始终讳莫如深，这就是英国把对手的经济实力转化成她自己的绝对优势的窍门。
　　1815年以后，英国外交政策的“天才”们把他们的全部技巧都用在了平衡联盟的关系上。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可以把欧洲或者全球的战略力量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突击调整。英国外交追求的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信条，即英国决不与其他国家建立感情或道德的关系，不把它们当作相互尊重主权的伙伴，而只强调自己的“利益”。英国的联盟策略受到严格的限制，即在特定的时期，究竟哪些因素能够*大限度地满足英国自己的“利益”。为此，英国调整了与法国由非洲利益之争而导致的敌对关系，1898年“法绍达事件”之后，英国将这种敌对关系转变为“协约友好”关系，以及改变几十年来为阻止俄罗斯的扩张而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支持（史称英俄“大搏弈”），这些都表明了联盟关系的戏剧性转变。
　　在19世纪*后的几十年里，英国资金的主要流向是资本赤字国家，这些国家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比如阿根廷。资本输出的目的是资助、建设，然后经营这些国家的铁路和交通设施，这通常能够得到当地政府的慨然就允。英国的资本还用于发展这些国家的船线和港口。因此，阿根廷和其他英国附庸国的经济事实上成了英国经济的俘虏，她们的贸易和金融条款是由伦敦的商人和银行来制定的。这些附庸国发现，通过军事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强征暴敛，虽然也能达到支持英帝国的目的，但相对来说，目前的办法使对方更加彻底地放弃了根本的经济主权。
　　19世纪80年代，阿根廷通过新建的铁路将其产品，特别是牛肉和小麦运至港口出口。出口量因此提高了两倍，但她在伦敦银行的债务却增加了700%。这个国家是英帝国的债务附庸国，一位评论员称之为“建立在廉价之上的帝国主义”。英国政策的目的很明确，不是想从这些附庸国关系中发展出强大的主权工业国家自己的工业和经济，而是想通过尽可能少的投资实施控制，确保其他竞争者无法获得他们觊觎的原材料或其他经济财富。
　　在这个时期，为了捍卫从英国到印度的海上航线，英国军队于1882年占领了埃及。英国决不能让苏伊士落入劲敌法国手中。英国的军事占领彻底摧毁了埃及的统治结构，1882年后英军长期驻扎在这一连结伦敦和印度的战略要地。
　　同样，英国占领南非的初衷也是为了捍卫通往印度的南方航线，守护英国贸易航运线侧翼，从而防止外国对手的侧面攻击。在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英国对南非的控制是非正式的。英国分阶段关闭了布尔共和国通往印度洋的大门，在1843年开始了与纳塔尔的合并，使布尔人置身于德拉瓜湾之外。同时干涉和阻碍1869年在比勒陀利亚领导下的布尔共和国联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用*简便的办法确保英国在整个南非地区的霸权。确保英国对贸易控制的垄断是英帝国主义在19世纪的主要目标。
　　在这个时期，英国秘密情报部门也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与法国或其他国家不同，在滑铁卢之后，英国形成了伦敦金融城主要的银行家与金融家、政府内阁部长、具有战略意义的主要工业企业领导人之间的某种精妙结合。促成这种结合的是伦敦金融城商业银行的后裔——查尔斯·乔斯林·汉布罗先生，从1928年一直到1963去世，他都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布罗曾是英国秘密情报部门特别行动班子（SOE）的总负责人，这个组织属于政府的经济作战部，其主要任务是实施战时对德国的经济作战，培训后来成为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领导人的情报精英分子，他们包括威廉·凯西、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沃尔特·罗斯托、罗伯特·罗莎以及后来的肯尼迪财政部副部长和华尔街精英、布朗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哈里曼。
　　传统情报的机构是由驻扎在国外首都的间谍机构提供情报，而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则是把广大的英国银行、航运、工业以及政府的力量像网络一样编织在一起。因为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轻信而毫无防备的国外经济组织没有任何防御能力。在1846年后的自由贸易时期，这种把私人的商业权力与政府暗中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是英国霸权的秘密。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精心培育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维持与盟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如果需要的话，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
　　1873年的大萧条
　　然而，19世纪70年代初期，在金融恐慌之后，英国开始出现了经济大萧条。这被看作是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直接后果。自由贸易信条有一个假设的前提，就是英国有能力影响世界主要贸易国家采用同样的经济策略，但这只是一厢情愿。
　　在1857年伦敦银行业发生严重恐慌之后，伦敦金融城里的金融机构（包括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拟定了新的策略阻止伦敦银行的黄金外流。1857年的恐慌源于外国开始挤兑英格兰银行拥有的国际黄金储备。大量挤兑导致伦敦金融城的银行信用乃至整个国家的银行信用崩溃。为应对这一危机，英国政府制定了一项政策，一项简单而又危险的中央银行政策。
　　英格兰银行是一家私人控股的银行，当时不受政府控制，而是由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利益所支配。贸易会使英国的黄金储备随时外流。英格兰银行认识到，相对于贸易竞争国的利率，它只需增加中央银行贴现或者利息，达到高于贸易竞争国的利率水平，黄金的外流就会停止，黄金*终会从柏林、纽约、巴黎和莫斯科流回伦敦城的银行。
　　对中央银行来说，这样的利率政策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它赋予了英格兰银行超越对手的强大优势，无论这种惊人的高利率给英国的制造业和农业带来多大的破坏性。1846年《玉米法》废除之后，在英国经济政策中占支配地位的已经不再是工业和农业，取而代之的是金融与国际贸易。为了保住英国的国际银行业霸主地位，这些银行家都甘于牺牲国内的工业与投资，类似的情形在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遭暗杀后的美国也出现过。但是，英格兰银行的这个利率新策略使英国整个工业饱受煎熬，一场席卷整个英国的经济大萧条从1873年一直持续到1896年。
　　始于英国银行业的金融危机，伴随着北美洲和南美洲的铁路建设债务链的崩溃，使英帝国陷入了经济大萧条。萧条给英国带来了失业率的上升和工厂的倒闭。1873～1896年，英国的名义物价一路下降至原来的50%，到处都是失业的人群。
　　在1867年的国际博览会上，英国制造业的投资不足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全新的机械制造产品，甚至纺织品，都是来自德国和其他地区。这无疑反映出英国制造业技术的停滞状态，就在20年前，英国还是世界制造业的先驱。英国的铁、钢、煤和其他产品的出口，在这段时间也衰落了。在英国历史上，这是一个转折点。为了让金融在英帝国的所有事务中起支配地位，30年前开始实施的“自由贸易”政策，与废除《玉米法》共同作用，使英国的工业技术陷入衰退的境地。很显然，到19世纪90年代，英国作为世界工业国领导者的时代结束了。
　　19世纪英帝国的自由贸易信条和她的马尔萨斯理论注定要失败。这一理论的基础是，要想生存就要蚕食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玉米法》废除后，仅过了25年，英帝国就陷入了历史上*严重、持续时间*长的经济萧条。1873年以后，英国努力传播着“英国病”病毒，亚当·斯密的绝对自由贸易“全球经济模型”显然是不成功的，而德国领导欧洲大陆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国民经济保护措施，这使她们实现了两百年来*快的工业增长。
　　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维持帝国的统治与权力，英国的精英分子就此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争论。在1882年，石油地缘政治被引入这一争论中。现在争论的是如何维持英国的海上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