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大使:从全权到首席执行

**章　变化了的全权大使：
K．P．S．梅农（K．P．S．Menon）矛1952年到1961年间任印度驻苏联大使，是印度**批外交家中优秀的一员。他曾写过一段在诺夫哥罗德镇访问时和一位老太太的对话。老太太不认识梅农，就问翻译他是谁。翻译为了使她印象深刻，介绍说“这位阁下”是来自印度的大使。老太太不耐烦地说：“是的是的，我知道他是大使，但他是做什么的？”梅农回答说：“（这是）一个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今天，大使需要扮演什么角色？那些大多数看上去过分奢华、飘扬着国旗的永久性驻外机构，它能给民族国家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外交使节要完成的任务和提供的服务，能不能用另一种更节俭的方式处理？
在二战后的非殖民地化进程中，国际体系出现了快速的扩展。1945年在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国家只有50个，而25年后则翻了三番。对这些新成立的国家而言，在海外建立代表处、接受外国驻本国的使团成为首要工作，这成为它们在国际上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那些年是经典外交的*后阶段：它通常由官方代表近似排他式的、远离公众注视的特权对话组成，大使享有例行的直接进见驻在国国家和政府*高首脑的渠道，并有权处理重大政治问题；贸易问题很少受到大使关注，诸如投资流向和技术准人之类的问题甚至都不在大使的视线内；文化问题虽在议程内，但只限于重大事件，与媒体、科技或与其他功能性领域有关的问题，很少介入大使的日常活动。那仍然是高级外交（high diploma—cy）的时代。
国际关系的多元化和外交过程中的其他变化是相互作用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其他变化因素开始起作用，导致出现实质性的转变。大使可能仍然忙于高级外交事务，但时间短暂，而国内的首脑，即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主要来处理高层政治对话。和国内外交部的同事一起工作的大使成了调解人、细节工作的处理者、障碍的扫除者、后勤工作的主管、访问的专家、居民纠纷的调停人，并肩负着解决出现的问题并把脱轨的关系重新拉回来的职责。在适当的情况下，他还能扮演催化剂的角色。他能连接国内外一系列的功能领域和对象，应付多个对手。几乎没有什么能排除在他的活动领域之外。因此，他会发现自己深深地介入低级外交，而且这些事务大部分都很单调，但这也代表了当代的国际生活。
1990年冷战的结束打破了原有的稳定的国际关系框架，而大多数国家曾以这个框架来稳固各自的政策和外交。在既定的国家关系下，西方国家或东方国家都在确定的集团框架中行动。对于广大的南方国家来说，不结盟及其在经济上的变体77国集团，广泛地提供了一系列既定的方向，指引它们制定自己的政策。全球的局势是熟悉的、可预测的，提供了重大问题的缓和、裁军和发展这些主导性国际话语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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