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放弃自己

不放弃生命——“多余的老三”横空出世
　　生命之存在，于我，实在是一个偶然，一个意外，甚而说，是一个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过程。
　　原本，我是一个不该出生的人。
　　年届四旬的父母，膝下儿女双全，再无生育之打算。生我之前，母亲曾又两次受孕，可怜我那“三哥”或“四姐”，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看上这世界一眼，甚至还没有长成人形，便在医院的手术台上作为一组细胞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了彻底断绝再次怀孕的可能，母亲干脆上了一只节育环，这在中国大陆是*为普及也*为行之有效的节育方式。
　　不知那个稚弱而顽强的细胞（还不能称之为“生命”）是如何穿越层层封锁和障碍，入住母亲的身体安营扎寨的。有一天，母亲目瞪口呆地发现，在如此严密的防范之下，自己竟然又怀孕了！
　　老三老四都命丧黄泉，老五有何存在的理由和必要？
　　数年后，刚刚学会认字的我，无意中偷看了母亲当时的日记。关乎此节，母亲成天痛苦地犹豫：做掉？留下？留下？做掉……
　　随着母亲思想的每一次斗争起伏，我一颗心也高悬着，七上八下。
　　生？或死？这比哈姆雷特王子的问题更严峻啊！
　　父亲罹患重病在家休养，生命危在旦夕，用他的话来说：“身体里潜伏着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可能爆炸”！当时自觉将不久于人世的父亲写了一本自传，就是一封长篇的遗书。母亲自己亦瘦弱得像一张纸片儿，仿佛风一吹就会像风筝那样飘起来。
　　此种情形下，以他们的身体状况，他们实在不可能有精力有能力有勇气再去生养一个孩子。他们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在有生之年把孩子抚养长大？
　　所以，母亲终于一咬牙去了医院，大义凛然地躺在了手术台上。
　　看到此处，我两眼发黑，手脚冰凉，绝望地想：吾之小命今可休也！
　　命运的峰回路转是这样的：医生做过必要的检查后，遗憾地告诉母亲，她的身体已衰弱到极点，再也经不起做手术的折腾，否则结果只能是母子双亡。
　　母亲傻眼了：这就是说，这孩子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医生沉重地点头。
　　母亲想了想，又问：可是，我宫里尚有一枚节育环，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发育，会不会长成怪胎？
　　医生蹙眉凝思，良久，方谨慎作答：似乎还无先例。
　　母亲无可奈何地回到家中，与病塌上的丈夫惨然对视。事已至此，两人只有面对现实：认命！
　　汪老三，或者说，汪老五，就这样，在父母别无选择的情形下，在和节育环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拼命挣扎着来到了人间。
　　所以，在下之存在，纯属意外事故。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就是来了！
　　生命是上天的赐予，亦是自我的争取。这个不被欢迎、不受重视的生命是如此渺小和卑微，却又如此倔强而顽强！命运之多舛，出生伊始，便已拉开了序幕，这仿佛预示着我这一生注定不会是平坦的、通畅的、一帆风顺的。
　　对于我这个计划外产物，父母戏称为“多余的老三”。
　　所幸的是，这“多余的老三”出生前虽遭遇坎坷艰险，面世后五官四肢倒尚还健全，智商也未见有重大缺陷。那枚令母亲担忧的节育环也没有令我长成怪胎，它与我和平共处十个月后，彼此相安无事，共临人世。
　　父母高龄产子，气血两亏，我却并没有发育成营养不良的“豆芽菜”。相反，相较于哥姐的娇弱多病，我这个多余的老三更为强壮健硕，生机昂然。从小到大没住过一次医院，上窜下跳也没落下过一块疤，大不了一年半载的感冒一次，对食物的热爱仍毫不衰减，要这吃那。弄得父亲特纳闷，大惑不解地问母亲：“这孩子，患的是馋病吧？”
　　想来当初是自己哭着喊着强烈挣扎着非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活着已经是讨了大便宜了，哪里还有资格生病或受伤？所以，我像一条小狗一般无风无浪地顺利长大，父母欣慰地总结说，这孩子，虽然来得不是时候，但是，比她哥姐好带，好养活。
　　山水浸润的童年
　　我的故乡，在贵州，那是大山深处一座风景如画的小城。
　　空谷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从版图上看，它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城市。它离贵阳，离重庆，离每一个城市都很远，是掩埋在深山里一颗璀璨的明珠。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座城市竟有幸兼而有之。那小小的温润美丽的城， 青翠葱笼的大山环城而抱.碧绿的湘江河宛如飘曳的玉带，穿城而过。阳光是难得一见的奢侈，那里终年漂浮着细如牛毛的雨丝，便总有一种诗一样缠绵悱恻的情愫在空气中萦绕。
　　这个城市的底色是湿润的，阴柔的，雾一般扑朔迷离的。让人的心也莫名地漂浮着忧郁和感伤。
　　我的童年，没有蕾丝长裙，没有红皮鞋，没有会眨眼睛的洋娃娃，没有一切女孩子喜爱的物什。父母似乎压根儿没意识到我是个女孩，从没试图把我往“美女”方面发展，中性的装扮比较省钱和时间。我甚至没有上过幼儿园，哥姐都受过幼儿园的规范训练，从小懂得有组织守纪律，不知什么原因，“多余的老三”上幼儿园这回事却彻底地被父母遗忘了！于是，我整个的童年都被托付在山上。
　　不知如今还有哪个孩子的童年像我那样逍遥惬意，每天的功课就是混迹于一帮愣头愣脑的疯丫头傻小子当中，像一群不受羁绊的野马，呼啸着在山林里疯跑。
　　我想我前世一定是大山的精灵，因为我是那样地迷恋大山，那一花一草，一树一木，在我眼里都有了生命，是我忠实的伙伴和朋友.我可以听懂他们的语言，感受他们的呼吸，和他们一起，在阳光雨露的浸润下，茁壮成长。
　　我们把野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把草编成“戒指”套在指头上。我们捡蘑菇，挖野菜，采摘花红野果，大山从不匮乏令人心动的宝贝，从不吝啬用它的丰饶给小小孩童以惊喜和满足。
　　春天来了，满山遍野开满了鲜花，美得摧枯拉朽。我们会采下洁白的槐花，放在嘴里，甜甜的，一股清香。我们会将芳香馥郁的栋青花绑在衣服上，那余香绕梁三日而不绝。
　　从贵州出去的人不愿看山，因为再没有哪里的山比贵州更天然，更古朴，更充满野趣。
　　有时候路经幼儿园，从栅栏里往里望去，看见小朋友们手拉手，在老师的看管下玩着各种游戏，又羡慕，又同情。羡慕的是他们可以荡秋千，滑滑梯，吃点心——山上是没有这些“洋玩意儿”的。同情的是那么拘束地被关在一座有铁栅栏的园子里，活像一群被关在动物园里驯化得服服帖帖的小动物，不得自由地奔跑和呼吸，多么憋气啊！
　　而我，游荡在集体之外的边缘人，是多么自由自在，轻松惬意！我任意游荡于空旷广袤的大山中，独立潇洒如同君王！
　　有时想，我个性中某种叛逆的，狂野的，不安分的，桀骜不驯的元素，那种不肯循规蹈矩，墨守成规，更不肯随波逐流，俯首言败的心性，追根溯源，皆始于没有进过幼儿园的童年，始于山水的熏染与浸润。
　　我的父母皆是六十年代初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在那个年代，高中生已经算“知识分子”，大学生简直比现在的博士还稀缺，所以，在那座小城，我的家庭可谓是不折不扣的“书香门第”，十分受人景仰和尊崇。
　　父亲温文儒雅，纯良忠厚。他一生蛰伏小城，并未做出如何惊天动地的大成就，这或许与他淡然超脱、不争名利的心性有关，又或许是命运的播弄。当一个学者也许更适合他一些，宦海的沉浮他却显然力不从心，后来虽然也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终究还是没大弄懂为官之道。多年后读到父亲的自传，我才了解到父亲原来也是一个奋斗者、求索者，尽管受年代和条件的局限，他的很多努力都没有结果，宛如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把巨石推上山又落下来，如此循环往复。他却为此牺牲掉宝贵的青春、健康、乃至生命。
　　我遗憾与父亲相守的时光实在太短暂，我又实在太年幼，加之父亲平素里又讷于言辞，我对父亲的了解其实并不深。如今我希望更深地走进父亲的内心，更多地倾听他的故事，他的心迹，我有太多的问题想问他，却又再也找不到答案。
　　母亲是一个五官俊秀，身段苗条的女子。她不幸出生在一个所谓的“地主家庭”，戴上了“地主小姐”的臭帽子，一直抬不起头。她妄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从陈腐落后的“地主家庭”里脱胎换骨，为此她一生都试图做出雄赳赳气昂昂的姿态，顽强地与她身上那些娇滴滴、软绵绵的特质做斗争。她把鲜艳的蝴蝶结和绣花的长裙收起来，深藏于箱底，换了一身没有性别特征的黑蓝色布罩，她把一头瀑布般黑亮顺滑的长发绞短，变成电影里女游击队长一般干练的齐耳短发。她竭力把自己从外形上向那些铁手铁脚铁肩膀的“铁姑娘”们靠拢。她羡慕那些力拔千钧的女同学，混迹在男同学的队伍里，豪情万丈地扛水泥、抬石头，气吞山河。可先天弱质纤纤的她做起体力活儿来总是事倍功半，力不从心。体质的先天不足被解释成思想态度问题，这让她的革命总显得不够彻底，形式大于内容。
　　父亲是农村佃户的孩子，苦大仇深，根正苗红，做了一辈子党的工作，母亲亦虔诚地递交了无数次入党申请书。在那个红色年代，“政治生命”甚至可以大于父母所给予的肉体的生命。她一生*大的梦想是填表的时候，在“政治面貌”那一栏里，可以名正言顺地填上“党员”字样。每当父亲在讲台上讲“党课”的时候，她每场必热烈追随，眼光倾慕而尊崇。然而，也许由于“成分”问题，身为“直属党委书记”的父亲一辈子发展了无数的党员，母亲却始终是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
　　我从不曾见过父母年轻的时候。打从记事起，他们就都是老成持重、满面风霜的中年人了！窃以为，人到中年才做父母益处甚多，中年人更懂得怎样做父母，懂得如何疼爱孩子、教育孩子。不管是父亲坚持的“说服教育”，还是母亲奉行的“黄金棍下出好人”，他们都秉持着公正客观的原则，就算是挨了母亲的棍子，也是口不服心服的。绝不像有的小伙伴的年轻父母，自己打麻将输了钱就追着孩子一顿疯打，溺爱起孩子来又不分是非曲直，有时小伙伴之间打架，其年轻的父亲居然会挽袖上阵帮忙！实在是没谱儿得很！而年轻父母之间互相动口动手，打闹得鸡飞狗跳的情形，我家从不曾发生过，每当听见隔壁邻居的硝烟四起声，我就会站在父母身边，一边老气横秋地摇头深表惋惜，一边暗自庆幸此等不雅之行为与我家是如此绝缘。
　　在家里，母亲掌管着“经济基础”，父亲决定着“上层建筑”。一家人的吃穿用度，都落在母亲瘦弱的肩上。从一日三餐的采买蒸煮，到一家老小的衣裤鞋袜，都靠母亲一双大学生的手来操持。七十年代的生活如此艰苦，母亲每天在家不是做着香肠酥肉等吃食，便是踩着缝纫机做衣服，连鞋子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纳出来的，以至于年幼的我一直没有认为母亲是一个知识分子，倒好像是一个自己挣工资的“家庭妇女”。直到后来了解到母亲漫长多舛而执着的求学之路，终于在三十三岁“高龄”大学毕业，成为那个年代凤毛麟角的女大学生（这就是为何父母那么晚才生孩子的原因），才悚然一惊，肃然起敬。
　　父亲决定着家里的精神风貌，虽然在一些家务琐事上母亲常对他念念叨叨，但在大事上坚决迷信和服从着父亲，绝对维护父亲在家里的尊严和威信。她盲目崇拜着父亲的才华，每每把父亲誉之为“文豪”，她自己则自谦为“我们这些学理工科的，语文程度低”，连父亲写一封普通的家信，她也得意地当着全家人的面大声朗读，只觉哪一句话都精彩，哪一个词都妙不可言。话说回来，母亲似乎的确也颇为缺乏描述形容的才能。不管提起哪位漂亮女子，她总千篇一律地形容为：“眼睛鼓鼓的，鼻子拱拱的，一张长瓜瓜脸……”我和姐姐面面相觑：这说的是美女吗？分明就是一匹马呀！
　　哥哥则一直充当着“偶像”和“榜样”的角色。他童年到少年的历史基本是从辉煌到辉煌，一个斑点都没有。关于他的种种感人事迹和传说，一直在这座小城被当做“神话”和“传奇”广为传诵。我的中学老师每在讲完课后的闲暇，*大的享受便是津津乐道“汪克”的种种：汪克每次考试不但都名列榜首，还能把第二名甩出几丈远；汪克初一就在全国的著名报纸上发表科幻小说；汪克是全市的体育标兵；汪克十七岁便考上闻名遐迩的清华大学……
　　这个哥哥，一直给我带来荣誉，同时也有压力。我不知道，从小到大一直背负着众人的殷切期盼和瞩目，会不会感觉累？我只知道，从进清华大学建筑系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一直以一种宗教般的狂热，以“拼命三郎”的姿态，为了自己的建筑理想狂奔在事业大道上。在这个浮躁轻狂，急功近利的年代，从他身上，我看到的确还有这样的一些人，不羡荣华富贵，不计一时得失，全心全意为了自己纯洁的理想而燃烧，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良知和脊梁，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
　　关于姐姐，不管在我的书里还是言谈中，我都极少提到她，以至于不了解的人都误认为我只有一个哥哥。其实姐姐和我亲密友爱的程度何止于超出哥哥几十倍！我很小的时候哥哥就去往它乡求学，只有姐姐一直陪伴着我，从小我俩就睡在一张床上，相亲相爱，形影相随。
　　或许因为童年少有同性女伴之憾，我一直把获得同性朋友的赞许和首肯视为*高目标，执着地渴望寻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同性“知己”，为此我痴心地寻寻觅觅。每当有同性朋友出现，我总是全无心肝地把姐姐撇开，她似也毫不介意，可是，每当遭遇了种种友情的“背叛”，她却总是忠心耿耿地站在我身后，不离不弃。有位作家一生孤独，*后终于决定生一个孩子。她咬牙切齿地发誓，一定要给自己生一个并肩战斗永远忠诚的“朋友”！成年后的我终于明白，早在我出生之前，母亲便给我准备了一个终生相守、绝对忠诚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姐姐！这份友谊从来不需要我小心翼翼地去讨好和维护，因为它早已渗入血液，无可离弃。
　　我奇怪的是，为何在我的文字里极少出现姐姐的踪迹？——我生命中*重要*亲爱的同性朋友？一种可能是姐姐生性恬淡温和，欲望单纯，在她身上发生的故事过于平淡和顺理成章，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情节值得大书特书。另一种可能是因为我与姐姐走得太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或许姐姐的内心远不像她的外表那般单纯平和，那是一个非常深广幽深的海洋，其中的内涵是我这愚钝之人所没有察觉的。
　　总之，我不懂得如何用文学语言来描述姐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永远是*亲密友爱的朋友。她总是以我的想法为基准，总是坚定不移毫无原则地站在我这一边，对于我的任何决定，她都觉得大有道理，从不提反对意见。从性格上，姐姐遗传了父亲*多，敦厚忠诚，淡泊名利。
　　从小年长我五岁的姐姐就肩负起照顾我的重任，童年的我调皮淘气，不是把腿摔伤，就是把胳膊蹭破，姐姐的兜里永远有一盒小药膏，以便随时给我涂抹。每到晚饭时分，她便要接受母亲的委派满山遍坡地找我回家吃饭，有时找不着，无辜的姐姐回家便要被母亲指责一通。但她从不怨恨我，还是疼爱着我，怜惜着我，每次出门总自觉担起“小母亲”的角色，火车上有一个座位总让给我坐，有好吃的先让给我吃，还帮我洗头洗衣服……
　　至于我，多余的老三，虽然从客观上给父母带来了不少麻烦和负担，但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荣誉和惊喜。
　　据说早在两三岁时，我便显现出过人的天资，聪明伶俐，活泼善辩，所到之处，无不惹人惊叹，纷纷谓之为——“天才呀”！
　　提及父母对我的管教，不管见到什么人，平素里寡言少语的哥哥就变成了“祥林嫂”，不厌其烦地絮絮叨叨，说父母中年得女，十分地骄纵我，对他和姐姐一直都规矩严格、纪律严明，一到我这里一切的规章制度都发了水，走了样，父母对我的宠爱毫无节制毫无原则。这就导致了我性情的自由散漫，为所欲为，娇气任性。明证就是从小好吃的都让我一个人独占了，所以我营养充足，人高马大。而他和姐姐因为营养不良而身材高度均未达到理想标准。
　　惭愧，在下海拨虽然离国际名模的标准尚有不短的距离，但相较于父母的遗传，又生在“天无三日晴”的贵州，也算是超水平发挥了。哥哥对我如火如荼的“嫉妒”也是大可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