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下)

第十三讲 晕染江山 墨分五色——过渡期及清早期青
　　过渡期　　
　　明代末期*后两个皇帝在位时间非常短暂，一个是天启朝，一个是崇祯朝。在中国陶瓷史上，把天启、崇祯，一直到清代入关后的**个皇帝顺治，这三朝统称为“过渡期”。过渡期以1644年为界限，前后大约二十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1644年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事情，这一年中，中国出现了三个皇帝：**个是崇祯，第二个是李自成，第三个就是顺治。1644年是甲申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都发生在这一年，史称“甲申之变”。三百年后，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叫《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当时发表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后不久，毛泽东在延安指示将其列入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件。当时毛泽东就提出：我们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改朝换代明确的界限。陶瓷史上没有这个界限，瓷器风格在1644年前后二十年间慢慢过渡，西方学者也把这个时期叫做“转变期”。由于政局动荡，这个时期的瓷器少受政治的约束，但品种较为单一，今天能看到的大部分是青花，间或有少量的五彩或单色釉。
　　明代人宋应星写了一本书叫《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在崇祯十年首版发行。宋应星在书中对纺织、印染、铸造、制瓷等工艺都做了详尽论述，对明朝嘉、万以来科技的高速发展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天工开物》可以说是一本教科书，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本书，能看到对当时社会科技成就详尽的记载。其中，关于制瓷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明末青花瓷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天启崇祯青花
　　风雨飘摇的明朝到了天启、崇祯时期，已经明显出现了颓势。天启皇帝喜欢做家具，不喜政事，我在讲家具的时候讲过。崇祯倒是想力挽狂澜，但明朝已经无药可救了，一定要亡，所以崇祯皇帝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把明朝救活。
　　但明末的青花瓷器却一反常态，焕发出勃勃生机。它摆脱了嘉靖、万历以来那种繁缛、密不透风，走向了清丽舒朗，这种风格也影响到清代青花的未来走向，尤其奠定了康熙一朝青花瓷器的基础。天启、崇祯两朝的官窑瓷器非常罕见。有没有官窑呢？有，今天依然能够找到官窑，而且相当精美，但数量非常少，远远不及嘉靖、万历时期。但民窑产品非常多，而且很多产品的质量大大高于官窑。后来的清朝没有这种现象，清朝*精美的瓷器一定是官窑。晚明的民窑青花摆脱了明代近三百年的宫廷桎梏，变得生动起来。过渡期乃至后来的康　　熙青花，*生动的都是民窑，这一点跟我们的想象有点儿差距。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经济会受政治的影响，但当政治上完全处于放任的时候，经济也会自发地产生新的门类。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历史上的这些盛世都是经济的自我修复。老百姓生活非常苦的时候，一旦政治气候宽松了，马上就开始自我修复，努力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明末天启、崇祯统治者对瓷器生产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根本顾不上；清初的顺治、康熙刚建立政权时，也没有能力控制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民窑的青花就蓬勃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对质量的追求上。过去对晚明青花的认识都有误差，往往一说晚明，就是“粗大明”，非常粗糙，实际上不是这样。我讲过，当晚明的社会经济急速发展的时候，社会的需求会增加，这是导致产品质量提升的一个基本保证。首先是社会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
　　其次，晚明版画对青花的画工产生深刻的影响。晚明时期，小说非常流行，尤其是带版画插图的小说。今天去图书馆都可以查到，像《水浒》、《三国》等等，这些书都带有版画。版画一般来说，分为三大派：徽派，安徽的；金陵派，南京的；建安派，福建的。晚明时期，这三个地方的版画*为盛行，非常精美，对景德镇的瓷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崇祯青花过去不受重视。在我喜欢青花的时候，很少有人研究，再往前推二十年，就更没有人研究了。过去都不知道崇祯一朝烧过青花瓷，往往一说就是嘉靖、万历，后面跟着是康熙、雍正，就到清朝了。近一百多年以来，几乎所有的收藏家、研究者、博物馆，都对崇祯青花有误解，认为这类青花一定不是崇祯的，而是后面康熙或者雍正的。因为只有在清朝的鼎盛时期，才可能生产出来如此精美的青花。崇祯青花很多都写干支款，不写“大明崇祯×年”，只写干支，比如“丙子”、“庚辰”，等等。当崇祯青花写干支款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往往会推后六十年，正好是康熙和雍正时期。所以大量崇祯青花的断代都被推后了。直到二十年前，研究崇祯青花的工作才开始进入实质阶段，通过排列，通过比对，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崇祯青花的真实面貌。
　　崇祯笔筒
　　很早的时候，我就对崇祯青花特别感兴趣。我发现这个时期的青花跟其他青花不一样，就开始注意收藏。有一回，我在北京古玩城买了一个青花笔筒。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刚允许市场卖古董。当时北京古玩城刚刚开张，还不是楼呢，用铁丝网围着一块地方，房子都是临时的木板房，你一进屋，房子还忽悠忽悠直晃荡。我就在那儿看到一个青花笔筒，非常大。那个人把笔筒刚掏出来，我一下就愣了，那是我到那时为止，甚至到今天为止，看到的*好的一个崇祯青花笔筒，上面的画片是“萧何月下追韩信”。
　　我当时心里怦怦直跳，非常激动，特别想买。我问他多少钱，他跟我说：“两万块。”要知道，两万块在当时是非常多的钱，我很急，就说：“我有两千美金，行不行？”实际上我在变相地跟他讨价还价，利用美金跟人民币的差价。他说：“不行。”我就开始翻兜里的钱，翻出一千多块钱，搭上了。我说：“我就这些钱了，行不行？”当时美金按汇率折后的人民币以及搭上的钱加起来是一万九千八百块，与他的要求只差二百块钱，严格说，我只打了个九九折，是象征意义的打折。但这个人发现我非常想买，就说：“不行，少一分钱我都不会卖。”这时就需要我当机立断了。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他直捅我，那意思就是：你赶紧离开，他就卖给你了。你现在这个态度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你想便宜是不可能的。但我知道，一旦我迈出这个屋，可能就不是这个价钱了。一个可能是他反悔说我不卖了，还有一个可能是他说我卖给别人了。无论哪种，我都再没有机会获得这件东西。所以我当时不跟他再嗦，我说：“行，我认这账，不就两万块吗？我差你二百块，下回我给你带来。”我就把这个笔筒买回来了。
　　买回来以后看了很久，我才发现这是崇祯的，是我所知道能查到的*大的一个笔筒，而且，笔筒的壁非常薄，画片丰满，颜色没有挑剔，非常青翠。崇祯青花的青翠，开了康熙青花的先河。整个笔筒没有任何毛病，我就很高兴。
　　后来，我总结出一个经验。我那朋友不老捅我吗？劝我：“你就别买了，赶紧撤出来*好，能省钱。”我就跟他讲：“收藏有时候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理论上讲，我能出一万九千八百块的时候，那二百块钱对我来说，对他来说，都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了，我们就不能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我想人生也是如此，不管你做什么事，有时你计较一点得失，会失去更多。在收藏这个领域，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笔筒在晚明出现
　　在20世纪90年代，我注重笔筒的收藏，买了很多。我后来写了一本书—《明清笔筒》，专门研究明清时期的笔筒。笔筒是在所有文房用具里出现*晚的一个门类。今天所使用的文房用具，宋代基本都有了，比如笔架、砚滴、墨床，等等。只有笔筒是明朝晚期才出现的，这一点跟我们的想象有差距。
　　理论上讲，笔筒不能搁毛笔，这是所有人忽略的。毛笔怎么搁呢？笔筒里的毛笔是倒着搁，大头朝上。但使用过毛笔的人都知道，毛笔使用以后，一定要悬挂，大头朝下。毛朝下，不能朝上，一旦毛朝上，有两个问题会出现。**个问题：毛会散，跟墩布似的，下回没法用了；第二个问题：毛朝上，笔头的水会从笔杆里进去。过去的毛笔大都是竹笔杆，只有少数象牙、玉、铜的，那另说。大部分毛笔都是竹笔杆，一旦水积在里头，会把笔杆胀开。所以，笔筒不能搁毛笔，简单地说，笔筒如果搁毛笔，也是搁不用的毛笔；毛笔若用过，一定是正着悬挂。
　　笔筒在晚明出现时，首先是作为案头的一个装饰。*早的笔筒一定是竹笔筒，我将来讲竹器的时候会讲到，有很多雕刻名家在晚明时期出现。由于竹笔筒的出现，影响到后来瓷笔筒的出现，崇祯一朝正好赶上这个时期，所以大量烧造笔筒。
　　晚明有个人叫屠隆，他写了一本书来总结文具，叫《文具雅编》。在这本书里，他明确提出了“笔筒”这个词汇。我们知道，一个新事物出现，一定有对应的名词出现。今天能查到的历史文献中，*早出现“笔筒”两个字，就是明朝万历年间，万历十一年。屠隆在书中“笔筒”这一条下，说：“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他说的就是湘妃竹的笔筒，镶上紫檀或乌木口的非常雅，其他都不行。
　　明末江山之争
　　顺治是满族入关后的**个皇帝，接下来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没入关之前还有天命、天聪、崇德三朝，天命是努尔哈赤的年号，天聪和崇德是皇太极的年号。皇太极改“金”为“清”。
　　清朝能建立皇权，很多史学家认为有偶然的因素。明末的腐败肯定会导致明朝的灭亡，但谁能*终拿下政权呢？当时有四支政治力量，**支就是我们比较清楚的李自成的大顺军，而且他打进了北京，拿下政权，可惜只有三十多天。他这大顺军一丁点儿都不顺，稀里糊涂又被人打出去了。李自成把明朝灭掉，逼得崇祯皇帝上了吊，但由于他被胜利冲昏头脑，没有把握住天下。第二支是张献忠的大西军。张献忠的问题是树敌太多，杀戮无数，导致自相残杀过于厉害，所以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拿下江山。第三支是南明政权，当时南方还有很多明朝残余的政治力量，也能组织起来小朝廷，称为“南明”，确实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势单力薄，偏安一隅，没有办法再度统治这个国家。*后，就剩下满洲贵族。满洲贵族并不是有很多优势，只有一个长处，但这一个长处，就让他们拿下了江山。这就是团结包容，精神层面的长处。他们完全没有内讧，冰释前嫌，所有人坐在一起要谈这件事。他们不可能没有任何矛盾，但过去的矛盾，大家都能在大敌当前时全部化解，一定要团结起来拿下江山。有学者估计，满族入关的时候，只有六十万人。当时汉族人是他们的二百倍，就是有一亿多人。据说努尔哈赤起兵时，也就一万五千人，但能拿下这么大的江山，而且事后又统治了二百六十八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爱新觉罗家族当时所遇到的*大障碍，还不是人数的比例悬殊，而是文化的屏障。他们是满文，咱们是汉文，汉文和满文之间不通，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屏障怎么去突破呢？顺治一入关就拼命学习汉文，史书记载说他原来不认识汉文，但通过三年的努力学习，可以通读《三国演义》。这显然有美化之嫌，今天的人如果刚开始认汉字，想三年以后看《三国演义》，我觉得基本上是没门的事儿。但不管怎么说，这表明了清政府亲近汉文化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重要，由于这个态度，导致清政府后来对中国的统治变得顺利起来。
　　正月理发
　　我们都知道一个民俗：“正月不理发，理发死舅舅。”这个民俗很奇怪，怎么来的呢？后来我去查书，发现这是一个误解。当时满人入关以后，要求汉族人剃发易服，就是把头发剃下去一块儿，换一身服装。汉族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之不得，我不能随便让你给我剃了。当时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个强硬的态度，就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但没想到这个政令遭到汉族人极强的抵抗。为什么现在有剃头担子？就是当时搁在路口，谁不剃，现在马上剃！有的人就说：“我脑袋你能给切了，头发不能动。”顺治也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这么下去会引起汉族人强烈的心理抵触，于是就网开一面。
　　剃发和理发是两个概念。“剃”是从根上刮掉，“理”是指梳理。一般说“理发”，都不是剃秃。今天很少有人剃发，我小时候老看见街头有剃头师傅拿一把刀，锃亮，噌噌在那儿磨，把老头儿按在那儿，脑袋刮得锃亮，这叫剃发。理发是梳理的意思。
　　传说是正月下的诏令，剃发令，这个诏令下来以后，老百姓就说“思旧”，还在想过去的事。后来这个谐音不知怎么就成“死舅”了，舅舅算倒霉了。实际上这个政令是七月下的，不是正月下的。文化上有时经过长时间的演变，会演绎得不可知其本来面目。
　　顺治青花
　　崇祯朝起，尤其到了顺治，很多瓷器上画一种图案，落花流水纹，都是这个时期画的，它反映当时社会的心态——无可奈何花落去。老百姓就想：明朝呢，已经没有办法恢复了，但我们还很思旧。明、清的改朝换代，变了一个民族的统治，是满族统治，明朝是汉族统治。所以这次改朝换代，汉族人内心非常不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要通过这些瓷器，以及一些其他艺术品、日常的生活用品，来表达思旧的情绪。这是今天能看到的一种具体的反映。
　　满族在入关之前，没有办法控制瓷器生产，就是天命、天聪、崇德，这三个时期无法对瓷器生产发出指令。到了顺治，已经拿下江山，当然就能发出指令了。大约在顺治八年，御窑厂就开始恢复了。顺治时期对瓷器的要求非常低，朝廷自己顾不上。当时大部分瓷器都保留了明朝的特征，慢慢过渡，所以这个时期叫过渡期。
　　顺治八年，御窑厂开始恢复。顺治十一年，政府下令烧造龙缸。龙缸是一种标志，表明宫廷需要这个东西摆那儿来炫耀了。但是，当时的龙缸非常难烧，要知道瓷器越大越不容易烧成，很容易开裂、变形。你蒸过馒头就知道，馒头一般都是二两一个，二斤一个的馒头你就很难蒸熟，蒸熟了，它也就开花了，裂了，道理一样。景德镇当时地处中国偏南方，与中央政府距离非常远，我们今天看也远。因为远，政府对瓷器的影响力就比较低。但景德镇的陶工几百年来工艺娴熟，他有办法，不需要指令，照样能生产，他自己会去适应这个市场。当时的市场*为流行的商品就是青花，所以这个时期95％以上的瓷器都是青花。
　　顺治青花有一个典型的对龙的绘法，只有这一朝这么画，叫“一身三现”。所谓“一身三现”，就是画一个龙头，画一段龙身，画一条龙尾，中间的地方都是云彩，好像一条龙被云彩遮挡，露出三段，叫一身三现。也有一身五现、一身七现，我还见过有一身九现的，但一定是单数。当时的这种绘法，是对龙纹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多少跟政治也有点儿沾边儿。当时的政治不是很明朗，龙纹就表现得若隐若现；不像后来清朝坐稳了天下，龙纹就全部展现在你的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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