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窃贼史

第二章 西周至战国时期的窃贼
　**节　“穿窬”之盗与“鼠窃狗盗”
“穿窬”这个词，*早见于《论语•阳货》：“子日：‘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与？”“穿”就是穿壁，打墙洞；“窬”就是逾墙，翻墙头。“穿窬”是人室行窃的常见手法，所以后来成了窃盗的别称。孔子这里是用穿窬之盗打比喻，而打比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用来打比喻的事物要为人们熟知，因此可以推知，当时的穿窬之盗是人们常见的现象，早已经有了。孟子也用“穿窬”打过比喻，他说，男女之间的婚姻，如果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自己约会相爱，那就像盗贼一样，钻穴隙、爬墙头，“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
　　《韩非子•说难》中有一个翻墙头行窃的实例：宋国有个大财主，家里的院墙本来很高，小偷要爬墙行窃很不容易。有一次大雨，土筑的墙崩塌了一处。大财主的儿子说：“这崩塌了的墙，应当马上修筑好，不然的话，很容易招致盗贼。”大财主的邻家老翁也来提醒说，崩塌了的墙应当很快修筑．以免成为小偷人室偷窃的便利通道。不知是因为天气仍然不好，还是这财主太大意，没有马上修缮坏墙，窃贼们可看准了机会，当天夜里就从那崩塌的院墙缺口很轻易地潜入财主家中，偷走了大量财物。
为了防备穿窬之盗，当时的人们都很重视筑墙，把墙壁筑得又高又厚又结实，而且庭院、里巷都层层筑有围墙。那些权贵之家，庭院里面也是内室、外室。层层有墙。子贡在讲到自己与孔子的巨大差距时曾打比方说：我的院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在外面一眼就能看到院里的情形；孔子的院墙却有好几仞（一仞等于八尺）高，站在墙外，根本看不到院内的情形，而且墙高门多，陌生人会不得其门而人（见《论语•子贡》）。从这里，可以推知当时富贵人家所筑的防盗墙是多么高！
因为穿窬之盗太多，当时的政治家已经想了不少防止窃贼穿墙翻墙的办法。《管子•八观》里提出，不但墙要筑得结实，坏了的墙要及时修好，就连墙根、巷口的树木也要砍掉，因为靠墙的树木会被窃贼利用来翻墙，墙下的灌木则会成为窃贼藏身和掩护挖墙洞的地方。至于里巷大门要有专人看守，居住区要安排居民轮流夜巡，更是先秦时期许多著作都讲到的防备穿窬之盗的方法。《墨子•尚贤》则总结了筑墙防盗并关门捉盗的方法。有个富人，鉴于穿窬之盗经常出没，就在筑起高高院墙的同时，在一处似乎荒僻的墙段开了一扇难以关严的小门。有个小偷把这小门当成人室行窃的好通道，但他刚进了门，就成了瓮中之鳖。原来，小门里面，主人特地派了专人暗中把守，正在等窃贼上钩。
这个时期的“穿窬”之盗，已经发明了伪装术，被称为“狗盗”。
战国中期，齐国的孟尝君奉使到秦国去，秦昭王见孟尝君很有才干，就任命他为秦国的国相。有人向秦昭王进谗言说：孟尝君虽然极有才干，但他是齐王的亲属，当了秦国的国相．必然把齐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危害秦国。秦昭王信了谗言，免去了孟尝君的相位，并且把他幽禁起来，准备处死，以免他到别的国家与秦国为敌。孟尝君得知，只有秦昭王的一名宠姬能使秦昭王回心转意，于是恳求这名宠姬说情。宠姬提出，孟尝君有件天下无双的白狐裘，用这裘做礼物，她才答应。可这件狐裘不久前才献给了秦昭王，没有第二件了。孟尝君正无计可施时、随同他人秦的一名*不被看重的门客说，他能取出这件狐裘，“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藏中（收藏裘的库房），取所献白狐裘至，以献秦王幸姬”。这里的“乃夜为狗”，意思是“就在夜里装成狗”。只有装成狗，才可能骗过看守库房的士兵，入库行窃。但这名门客怎样装狗，并没有人深究，司马迁也没有具体说明。《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提供了生动的材料：齐国一个狗盗的儿子和一个受刖刑者的儿子，互相夸耀自己的父亲。狗盗的儿子说：“吾父之裘独有尾。”——“我爸爸的皮袍与众不同，上面有条尾巴。”刖者的儿子说：“吾父独冬不失裤。”——“我爸爸与众不同，冬天也不必穿长裤。”（“失”，据陈奇猷集释，应是“必”字）狗盗者的天真儿子揭出了狗盗者的秘密：狗盗者装扮成狗行窃，为了装得像，穿着狗皮袍子，上面还特地缀着一根尾巴。有了这一身狗皮，守：卫者如果稍微大意一些，就会把狗盗当作真狗，失去防范。王充就曾在《论衡》中说：“世有衣狗裘为狗盗者，人不觉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这名狗盗是齐国人，孟尝君也是齐国人，他的门客中有狗盗，也就不足为奇。孟尝君的狗盗门客偷出白狐裘，献给秦昭王的宠姬，经这宠姬的劝说，孟尝君获准出了幽禁地并立即带着门客逃跑，到了函谷关，天还不亮，关门不开，秦国的追兵又将追上。在这紧急时刻，孟尝君的一名能鸡呜的门客，学公鸡打鸣，附近的公鸡都跟着呜叫起来，守关人以为天已经亮了，开了关门，孟尝君终于逃离了秦国（以上见《战国策•齐策》与《史记•孟尝君列传》）。从门客学鸡鸣，可以使我们推断出“狗盗”恐怕不只是身穿狗裘，外形像狗，而且还要学会狗叫，模仿狗的某些步态动作，力求装扮得惟妙惟肖，骗过守夜人。从“鸡鸣”门客和所谓“鼠窃”我们又可以推断出，鼠窃狗盗之徒必定还会模仿其他动物的动作、声音，以便更好地掩护偷窃活动。学鼠叫是后世人室贼常用的伪装手法。据《周礼》记载，先秦时期，每到重大节日，尤其是腊日和过年，城里乡间都要举行 的化妆成各种动物、妖怪的迎神驱鬼活动。这为模仿动物提供了便利条件。狗 是守夜看门防盗的，又是家畜中惟一可以钻洞入室的，鼠则是家庭中钻洞盗物的常见动物，窃盗者想到化装成狗、鼠行窃，以假乱真，真可谓动足了脑筋。这似乎是窃盗者*早发明的一种伪装术，并且开了后世窃贼使用各种伪装术的先河。
　　第二节　应市而生的市井窃贼
　　市井窃贼，是主要在城市中的“市”即商业区行窃的窃贼。
　　夏、商时期，“城”只是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中心和居住区，还没有“市”。也就不会有市井窃贼。从西周开始，大的都邑中都有特定的商业区，它被用围墙与官署及居民区分隔开来，四面有门可以出入。商贾的店铺、小贩的货摊，都是设在“市”里，不能设在“市”外。店铺、货摊的货物多，顾客可以靠近观看挑选，对窃贼来说，到“市”中行窃，比穿壁爬墙行窃方便多了，窃贼就麇集到“市”里去，专门在“市”中行窃，当时称为“市偷”。这是*早的市井窃贼。
　　早期的市偷多半是很笨的。《列子•说符》中说，有个齐国人，梦想不劳而获，发笔大财。他想到市里的金店里金子很多，决定去偷。清晨起来，此人穿戴整齐，进了市里，到金店里抓起一把金子就走，店里的店员正在营业，街市上的人也是熙来攘往，这样明目张胆地偷窃，自然不能得逞。缉捕盗贼的官员问这个小偷：“店里店外都是人，你怎么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偷窃？”此人说：“偷金的时候，我只看到金子，而没有想到四周都是人。”这真是财迷心窍昏了头。这样的笨贼并不是只此一人。《吕氏春秋．自知》中说，有个窃贼偷了一口钟，搬动的时候把钟碰出了响声，他赶忙把耳朵捂起来，以为自己捂住了耳朵，别人也就听不到响声了。又有个人听到了蝗螂用树叶作掩护捕蝉的故事，以为树叶有藏身的神奇功效，就举着一片树叶到市里的饼铺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偷饼吃，结果落到了和那个窃金齐人同样的下场。宋濂的《龙门子凝道记》中也记有这样一个笨贼：有个晋国人，进入市中，见物就偷，还念念有词地说：“此物；可食，此衣可穿，此器可用。”被抓住后，他说：“利火炽时，双目晕热，所见物黪嬲有，不知为偷。”这个笨偷的话，道出了窃贼的共同心态。
　　这种其笨无比的市偷，不但是初次伸手，没有偷窃的经验，而且可能是智能低下者。市井中的惯偷高手却完全不同。市井是个八方汇聚的地方，又是个信息*灵通的地方，市井中的商人，也比安守本分的一般人精明得多，这一切，使得经常在市井中活动的窃贼，练就了一身比其他种类小偷都诡秘狡诈得多的偷窃伎俩。《淮南子．道应训》中就记载了一个堪称神偷的楚国市偷。战国时期，楚国和齐国交战，楚军三战三败，楚军统帅和谋士们都绞尽了脑汁，也想不出击退齐军扭转战局的办法。这时，一名楚国市偷求见主帅，说是他有退敌良策。楚军统帅曾听说过这市偷手段如神，而且喜欢捉弄人，以为这市偷是故意来嘲笑他连连吃败仗的，便下令不准市偷进营帐。可是，市偷转眼间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由卫兵重重把守的主帅营帐，拍着胸脯对主帅说：“三天之后，保证让齐军退兵。”主帅本无良策，只好让市偷去退兵，当问到他要多少人马时，市偷说，他一个人就行了，人多了反而会坏事。市偷领命去后，第二天凌晨，送来了一段军帐帷布，请主帅天亮后就派人送给齐军主帅。第二夜，市偷又送来了一只枕头，仍请主帅派人送给齐军主帅。第三夜，市偷又送来一支珍贵的发簪，又请主帅照前两次那样办理，并对主帅说，齐军马上就要撤退了。齐军主帅收到送回的发簪，不由得心惊肉跳，他想，一连三夜，楚军都有人潜入我的警卫森严的军帐，从割帷布、偷枕头，直到从我头上偷去发簪，如果再住上一夜，我的头也要被偷去了。楚军之所以接连败退，原来只是设下的诱我深入之计。于是齐帅马上下令撤军。
一名市偷，竟然胜过浩荡三军，偷得敌军败退，显然有想象夸张的成分。但是，市井中的窃贼，确实比其他种类的窃贼行动更诡秘，手法更狡诈，并且成为后世各类窃贼中活动*猖狂也*使捕盗者头痛的一类。这名市偷，则成了后世市井窃贼崇拜的偶像。
　　《周礼.地官》中，记有多种管理市场的官职，如掌管市中教化政刑的司市、掌管听断小讼的胥师、掌管暴乱打斗的司暴、掌管市中巡察盗贼的司稽等等。设置这么多与市中盗窃问题有关的官员，可知当时市中的窃贼不但多，而且猖狂。
市井中的人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商贾们要到各城邑甚至各个国家去贩运推销货物，市井中的窃贼也会四处流动，什么地方容易偷窃，就窜到什么地方去，或者在一座城市犯了案，呆不下去，就转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行窃。据《说苑•奉使》记载，齐国的国相晏婴出使楚国，正当楚王和晏婴交谈的时候，有一个人被绑着从他们面前经过，楚王问押解的士兵：“被绑的是什么人？”士兵回答：“齐国人。”楚王又问：“为什么绑了起来，他犯了什么罪？”士兵回答：“他犯了偷窃罪，是在市场上抓到的。”楚王转身问晏婴：“齐国人生下来就是做盗贼的吗？”晏婴看了看那个齐国人，对楚王说：“江南有橘子，我们国君派人移栽到齐国，结出来的却是枳，这是土地不同使它变了性质。齐国人在齐国时并不偷盗，来到楚国却偷盗起来，或许也是土地不同使他变了的吧。”这本是外。交上为国家争脸面的舌战，楚王特地抓一个齐人盗贼，是想借机羞辱一下能言善辩的晏婴，结果自己反受辱，晏婴以善辩取得了这次外交上的胜利。实际上不管是齐国也好，楚国也好，都一直为“多盗”而苦恼。土质气候的不同对动植物的影响很大，却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偷与不偷。这次外交舌战，不但证明齐、楚两个大国都多盗，而且表明小偷大盗，尤其是那些市井窃贼，并不受国界的限制，常会异国作案。
第三节　不出乡里的乡野草窃
　　有些窃贼，和那些成帮结伙的大盗、群盗不同，和那些狡诈的市偷、挖壁翻墙的盗贼也不同，只是“顺手牵羊”，遇到别人可用、可食的物件，只要主人疏于防范．就会伸出贼手，窃为己有，这是奴隶制时代和封建时代小私有者的特点，大窃不敢为。见了小物就手痒，和后世的所谓“小偷小摸”非常相似。他们偷的虽然只是小物件，犯不了大罪，却极令人讨厌。这类窃贼，比市井窃贼的历史要悠久得多。
　　春秋时期，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为人就和名字一样，为人处世都非常正直。直躬的父亲却是手脚不干净的人，今天拔人家几棵蔬菜，明天又偷摘人家几只瓜果，直躬经常批评父亲，他父亲却倚老卖老，听不进去。丢失了蔬菜瓜果的人，也知道是直躬的父亲干的，虽然讨厌他，却因为几棵蔬菜，几只瓜果，值钱不多，也就没有和他吵闹，只在背后擢他的脊梁。直躬的父亲却以为，人家不找他，是他的手法高明，胆子便越来越大。有一天，他看到路边有只羊，没人看管，就偷着牵回了家。羊虽然也不算很值钱的家畜，可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也算得上是一笔财富，失主就把直躬的父亲告发了。直躬的父亲却极力狡辩，说羊是无主的，自动跑进了他家，不是他偷的。直躬知道以后，就主动跑到县官那里，证明是他父亲偷了羊。据《韩非子．五蠹》篇说，县令根据直躬的指证，处罚了直躬的父亲。《吕氏春秋•当务》则说，楚王感到直躬非常正直，又愿意代父亲受刑，便赦免了直躬的父亲。这件事情，引出了一个人犯罪亲属该不该揭发指正的封建法律问题，本书将在有关章节考述。
《孟子.滕文公、下》讲了一个偷鸡贼。此人并不入室窃财，也不拦路劫掠，而是专门偷鸡，天天要偷一只鸡，一天不偷就手痒难熬，简直成了偷鸡的专业户。鸡在先秦时期，已是重要家禽，家家养鸡，一般劳动人民，养了鸡也舍不得吃，是留着生蛋的。鸡在当时是放养的，偷起来很方便。偷一只鸡，算不上大的偷窃行为，不值得到官府告发，失鸡者只能恨贼、骂贼。有的好心人劝这个偷鸡贼说：“你应该把偷鸡的行为改掉，别再当人人讨厌的偷鸡贼了。”此人却毫不知耻地说：“我偷鸡已经成了习惯，一下子不偷会很难受。请允许我慢慢改，从现在起，改为一个月偷一只鸡，到明年再洗手不偷。”本来，像偷鸡这样的小草贼，在西周时期，至少要被送去坐嘉石——坐在城市路口的一种有花纹的石头上，戴着刑具示众一定的天数。战国时期，法纪散乱，再加上偷鸡者和被偷者都是乡亲邻里，碍于情面，这样的偷鸡惯贼就逃脱了法律惩罚，贼胆越来越大。
郑国一件偷鹿的官司所牵涉的也是一名草窃：一个宋国人到山上砍柴，遇上一只离群的鹿，捉住打死了。这人还要砍柴，不能立即把鹿搬回家，就把鹿拖到一只土坑里，在上面盖上柴草，以防别人发现。傍晚，这人要回家了，却忘了把鹿藏在什么地方了，没有找到，他便怀疑起自己来，是真的打死了一只鹿，藏了起来，还是做了这么一个梦？这人在回家的路上，不停地自言自语，讲是打死了鹿藏了起来还是做了这么个梦的事，把打鹿的经过和藏鹿的地点方法都讲得很具体。有个人听他不停地讲，感到很奇怪，就按照这人所说的藏鹿地点，返身到山上寻找，找到了鹿，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回了家，庆幸自己发了一笔意外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