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雅俗

**章 通俗小说的流变与界定
●通俗小说概念阐释
●古代通俗小说流变
●近现代通俗小说流变
●如何界定通俗小说
一通俗小说概念阐释
通俗小说作为一个文类概念，其所指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流变性。
相对而言，虽然“小说”的定义林林总总，纷纭杂出，但“小说”的所指——即究竟哪些作品算是小说，却基本上是稳定的。不论“诗意小说”抑或“散文化小说”，归根结底都是小说而不是诗或散文。可是“通俗小说”的版图疆域则麻烦甚多。首先，“通俗小说”的“种差”在逻辑上是模糊的，因而它的对立者是什么就难下定论。是“高雅小说”，是“严肃小说”，是“先锋小说”，是“探索小说”，是“纯小说”，是“新文艺体小说”？还是笼而统之、一言以蔽之曰“非通俗小说”？通俗小说本身界定不清，又何来“非通俗小说”？正像不知哪里是中国，又怎能知道哪里是外国？
于是，自不免发生许多归属上的困惑。如《红楼梦》算不算通俗小说？《茶花女》算不算？张爱玲、苏青的小说算不算？无名氏、徐讦的算不算？赵树理的算不算？《林海雪原》算不算？王朔的作品算不算？《废都》算不算？……算与不算，依据何种定性标准或技术指标？诸如此类的麻烦与困惑，使人真正感觉到“名不正则言不顺”一语的力量。所以，考察通俗小说这一概念的渊源及流变，即使仅在“解惑”这个意义上，也是十分必要的，更何况考虑到通俗小说在当今及以后的迅猛势头呢。
事实上，通俗小说这一概念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含义。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是依凭其实际存在而不是“定义”。“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联系。”因此，面对通俗小说这一复杂的研究客体，我们只能从其具体流变中去把握和界定，而不应是先设置好了画地为牢的定义，再去按图索骥。
考察“通俗小说”这一概念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关键是考察其定语“通俗”二字。
《现代汉语词典》释“通俗”为“适合群众的水平和需要，容易叫群众理解和接受的”，例词为“通俗化“通俗易懂”“通俗读物”。
《辞源》释“通俗”为“浅显易懂”，例举汉代服虔的《通俗文》和清代翟灏的《通俗编》，并引《京本通俗小说》里《冯玉梅团圆》中语：“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
这显然是两种立足于现代视角的通常释义。从日常语言的运用效果来看，它们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一个概念的考察，比正确要求更高的是精确。在语言哲学家那里，无论亚里士多德还是罗素，“都未给出日常语言中任何表达式的精确逻辑，因为日常语言本来就没有精确的逻辑”。比如《辞源》所引的两句诗中的“通俗”，并不能简单地释为“浅显易懂”，而是与“关风”对偶的一个动宾结构。《辞源》的这一条，在逻辑上是有欠精确的。
所以，我们必须暂时抛开日常理解的正确度问题，而去追溯一下这个日常理解是如何形成的。
根据《民国通俗小说论稿》的作者、“当今大陆著名美学家”张赣生的研究，中国人产生“俗”这个概念，大约是在西周时代。殷商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均未见有“俗”字，似乎表明那个时候尚无“俗”的观念。到西周恭王（前968-前942年）时所作卫鼎和永盂的铭文中已有“俗”字，用于人名；宣王（前827-前782年）时所作驹父盖铭文中有“堇（谨）尸（夷）俗”句，意指南淮夷的礼法，已具“风俗”的意思；同时代的毛公鼎铭文中的“俗”则当做“欲”解。西周铜器铭文并不常见“俗”字，现知仅数例，用法大体如此。从传世古籍来看，《易》、《诗》、《书》、《左传》和《论语》等重要典籍中均未见“俗”字，这不会是偶然现象，它似乎证明“俗”的观念在春秋时代尚未得到普遍确认。
张赣生的研究很细致。但用文献中有无“俗”字来判断当时有无“俗”的观念，未免取巧，容易惑于名而乖于实。上古文献不见“猪”字，能不能说明上古没有猪？其实有猪，不过叫做“豕”罢了。文字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永远是变动的。西周以前虽未见“俗”字，但人类只要进入了阶级社会，就必然产生文化分野，精神境界上的高下、尊卑、雅俗、精粗之分，是肯定存在的。韩愈所说的“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的《尚书》，其中同时引录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样的民谣，这已可说明雅与俗分别有了各自的“话语”。《史记·殷周本纪》记载周武王声讨商纣王“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这里“淫声”与“正声”的对置，实际就如今日所言“通俗音乐”与“严肃音乐”的对立，雅俗的观念表现得已很分明了。至于《诗经》三百篇中风、雅、颂的区分，更说明当时之人已经能将艺术的功利目的与审美作用结合起来看待雅俗文化的实际存在了。
问题在于“俗”这一早已存在的所指是如何与“俗”的能指统一起来的。张赣生对这一问题的梳理还是颇为清晰有致的。
张氏指出，进入战国时代以后，“俗”成了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如《孟子》云：“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庄子》云：“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管子》云：“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周礼》云：“以俗教安，则民不愉”；《礼记》云：“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如此等等指的都是风俗或民俗，即某一民族或地区由习惯形成的特定生活方式。风俗之“俗”本无所谓褒贬义，故《荀子》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风俗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文化现象，它不是个人有意或无意的创作，而是社会的、集体的现象，是一种非个性的、类型的、模式的现象，它体现在一般人的生活中，由此又引申出“俗”的另一层含义——“世俗”，在“俗”字前加上“世”字，是指一般情况，虽然含有“平凡”的意思，但并不一定就是“俗不可耐”。如《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墨子》云：“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都是指一般的见识不高明而已。
张赣生有意强调“俗”的中性色彩，强调其“无所谓褒贬”。而实际上，当“俗”由“风俗”引申出“世俗”一义时，一种褒贬已然暗含于其中了，“世俗”已经作为“不世俗”的对立面而存在了（“风俗”倒的确是中性的，因为不能说“不风俗”），即以张赣生所举的《老子》、《墨子》两旬为例，不都是明显地贬斥世俗之人、反褒不世俗之人么？“平凡”也好，“一般”也好，都可以作为“不高雅”的婉词。《商君书·更法》云：“论至德者不和于俗”，《：荀子·儒效》云：“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价值判断一清二楚，可以肯定，后世雅俗对立的观念已在此时萌芽了。如果翻翻《庄子》和《离骚》，更能发现大量对“俗”的贬斥。
张赣生认为“雅”原本是诸夏之夏，是指周王室所在的地区，所以雅也是一种俗，只是由于儒家学派尊王，以雅（夏）为正统，才导致了雅俗对立，如《荀子》云：“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而《论语》中所谓“雅言”不过是指“普通话”而已，别无深意。
然而，正像普通话并非是某一种方言，将“雅”简单地视为俗之一种，实际上忽视了问题的本质。普通话相对方言，本身便呈现着文化上的高雅优势。学者袁钟瑞指出“方言是从小学会的‘母亲语言’、‘生活语言’，普通话则是在学校学会的‘教师语言’、‘文化语言’。”周王室所在地区之俗，除了生活习惯之外，必定还有超乎地区特点之上的其他文化因素，那才是“雅”的所指。当齐宣王不无惭愧地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正声”与“淫声”的所指，便与“雅”、“俗”的能指，开始走向统一了。
　 所以，“俗”是一个双重语义的概念。当它作名词时，是习俗、风气，“多数人普遍实行的习惯生活方式”。当它作形容词，表示性质、特征时，则是凡庸。这两重语义经常是同时呈现、含混表达的，如钱钟书阐述汉字中蕴涵的辩证法时所云：“赅众理而约为一字，并行或歧出之分训得以同时合训焉，使不倍者交协、相反者互成……语出双关，文蕴两意，乃诙谐之惯事，固辞章所优为，义理亦有之。”孟子便是利用汉语的这一特性诱哄齐宣王说，“今之乐由古之乐也”。正因为“俗”字的双重语义，才导致了对“通俗”一语的多重理解。
　 张赣生认为“通俗”有两层意思，一是通晓风俗，一是与世俗沟通，由于在古籍中通晓风俗不称“通俗”而称“知风俗”，所以只剩下“与世俗沟通”一层含义。这样，张氏自然将“通俗”小说看作“要与民众沟通”之小说。张氏认为“从史实来看，中国的小说一直是通俗的，没有不通俗的小说”，所以，小说而冠以“通俗”，完全是一次历史的“误会”。
但“通晓风俗”也好，“与世俗沟通”也好，都是将“通俗”一词视为动宾结构，即固定“通”为动词，“俗”是被动的，“俗”为名词，静待着隐身的主语来“通”。这个主语是谁呢？如果并不是凌驾于“世俗”之上的话，又何必去“通”呢？可见，“与世俗沟通”本身便是一句“雅话语”。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而写出的小说，显然不能包括“通俗小说”的全部。
其实，“通”和“俗”本也可以简单地视为形容词。“俗”已如前述，是凡庸、俗气，与“雅”相对。“通”则有普遍、一般的意思，《荀子·仲尼》云：“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这样，“通”与“俗”两个近义词合为一个并列结构，“通而俗”，既“通”且“俗”。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小说就不见得“一直是通俗的”。小说与其他文类相比，也许确实“通俗”一些，但小说文类内部，其“通”的程度、“俗”的程度，却是不可以道里计的。所以小说自身当然会产生美学品位上的雅俗之分，其中“浅显易懂”、“适合群众的水平和需要”的，便是小说之通俗者也。
因此，必须从“与世俗沟通”和“浅显易懂”两方面来理解，才能把握通俗小说的本质。“与世俗沟通”强调的是创作精神，“浅显易懂”强调的是审美品位。两方面既相区别又相依存，“沟通”才能“易懂”，“易懂”才能“沟通”。人们的理解多偏重于某一面，才导致围绕“通俗小说”这一概念，产生了那么多“颇不通俗”的阐释。当然，这与中国通俗小说的流变是关联在一起的。
二　古代通俗小说流变
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是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施耐庵《水浒传》。此前，虽然有敦煌变文和宋元话本，但均非文人独创之作。正如鲁迅云：“宋之说话人，于小说及讲史皆多高手（名见《梦粱录》及《武林旧事》），而不闻有著作；元代扰攘，文化沦丧，更无论矣。”《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的作者陈大康认为，通俗小说的“起点应是出现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也有学者主张，宋元话本是通俗小说之滥觞，否则无法解释《三国》、《水浒》为何一出现便高度成熟。本文认为因概念理解不同，对起点的标定可早可晚，关键在于要明确《三国》、《水浒》是通俗小说*早的完整成熟之作。
受《三国志通俗演义》影响，随后的一些历史演义也都标出“通俗”字样，如《隋唐志传通俗演义》、《东西汉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张赣生认为这是为了特意强调“演义与正史之区别”，并非意味着其他小说就是不通俗的。这显然是仅考虑到“与世俗沟通”而忽略了“浅显易懂”。演义与正史之区别在当时不仅仅是种类之异，更有着等级之差。《水浒传》、（《西游记》等虽不加“通俗”字样，但当时之人并不觉得它们是有别于历史演义的另一种文体。万历年间的夷白堂主人杨尔曾在《东西晋演义序》中说：
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聚取而演之。以通俗谕人，名日演义，盖自罗贯中《水浒传》、《三国传》始也。 由此可见，在元末明初通俗小说产生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是以“正史、野史、演义”这样的逻辑顺序来为其定位的。中国人文史概念区分较晚，往往认为小说所描写的生活内容必有一真实的“底本”，只是若用史家笔法写出，一般人读不懂；若用“通俗”笔法写出，人们就懂了。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说：
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
陈继儒在《唐书演义序》中说：
演义，以通俗为义也者。故今流俗节目不挂司马班陈一字，然皆能道赤
帝，诧铜马，悲伏龙，凭曹瞒者，则演义为耳。演义固喻俗书哉，意义远矣。
这里的“通俗”，意在“与世俗沟通”。显然，这是以正史为参比对象，将通俗小说视为低档文类。可观道人在为冯梦龙的《新列国志》作序时说：
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
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尚书》、《列国》、《两汉》、《唐书》、《残
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
“与正史分签并架”，却又不如正史，通俗小说似乎担负着通俗历史教科书的任务。以正史作为文本标准，则通俗小说的价值不仅低于正史，连野史也不如的。许多野史，在今天看来已是小说，与当时的通俗小说相比，这些用文言和“史家笔法”写出的小说，当然属于“雅文学”。所以，不能因为那时不以小说称之，就断言“没有不通俗的小说”。酉阳野史在《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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