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

**章　入口转变与劳动力供给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了以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上改革开放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方向作用，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按照传统的定义，即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目前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开始下降，绝对数量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开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就将不可避免。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到来和一个重大变化的发生。同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提出了挑战，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比较优势依然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高速经济增长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劳动力供给，以保持增长的可持续性。应对好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节　中国的人口转变
　　各国都经历过或者预期经历一个完整的人口转变，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独特的。其独特性主要在于，所有理论上预期对人口转变会产生影响的因素，在中国的这个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也就是说，在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中，不仅有普遍存在的常规因素的作用，也有非常规的制度安排产生的巨大影响。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人口转变的成功完成。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也相应打上了这个人口转变的烙印。本节从介绍影响人口转变的一般因素入手，讨论中国特有的人口政策，以及各种常规和非常规因素对于这个转变的相对贡献，以便为认识中国式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提供分析基础。
一　人口转变的影响因素
根据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口转变通常要经历一些共同的阶段。**阶段特征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从而导致低自然增长率；第二阶段特征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高自然增长率；第三阶段特征则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低自然增长率。对于早期得到发展的欧美国家来’说，人口转变是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协调的过程，因此，通常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对于后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转变受到诸多外生因素的影响，与早期的变化轨迹相比，发生了一系列的偏离。
人口转变的**个阶段是与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相联系的，在死亡率很高的情况下，人口只有靠高出生率才能维持自身的再生产。早期发达国家和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上没有产生什么显著的不同特点。
第二个阶段是与生活水平初步得到提高、卫生条件改善相联系的。但是，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在早期的过程中是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内生结果，而在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却可以是从外部输入的。在后一场合，当输入的医疗技术和卫生条件导致死亡率下降后，生育率下降的反应要滞后很多，造成这个阶段的长期存在，不能及时过渡到人口转变的第三个阶段上，以致人口增长率长期处于较高的状态。
尽管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上述不同，导致人口转变发生的基本因素却是相同的，因而，撇开延续时间的长短，人口转变从过程来说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下面，我们总结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几个基本因素，人们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终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经济发展水平。这个变量与生育孩子的直接成本有关。跨越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界限的贝克尔（Becker，1960），率先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他认为，子女通常被父母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而生育行为则被看作是消费者对子女需求的反应。既然生育、抚养和教育子女像所有的消费行为一样，需要支出物质成本，因此，家庭的财务预算始终会构成父母对孩子需求的硬约束。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居民收入水平决定的家庭预算约束，即家庭对生育孩子的负担能力，是制约人们生育决策的重要变量。
其次是社会发展水平。生育、抚养和教育子女的另一种成本是机会成本。一方面，父母把养育子女作为一种消费，其需求与孩子带来的效用大小呈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用于养育孩子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感情的支出，还有其他的用途，构成生育的机会成本。社会发展水平高低，影响人们的受教育机会和教育水平，也影响社会劳动参与率。这些因素，特别是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和就业水平，既影响孩子对父母的相对效用，也影响到家庭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因而是制约人们生育决策的重要变量。此外，与养老相关的社会保障机制是否健全和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人们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孩子作为未来养老的保障，从而决定孩子的效用大小。
第三是政策和社会规范。政府政策和社会道德规范，在上述影响决策的因素之外，增加了一种导向和外加的激励。也就是说，这些因素可以通过改变家庭对孩子的抚养能力、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以及孩子的效用等变量，而影响生育观念和生育决策。因此，这些因素虽然不是根本性的决定因素，有时却有足够大的强度，引导和规范人们的生育行为。人们常常用文化因素来解释一个社会的生育行为和人口结果，但是，需要认识到的是，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或非正式制度安排，是通过增强或减弱其他更为直接的变量的强度，来对生育行为产生作用的。
*后是与妇女的生殖健康、儿童的健康医疗保障及避孕技术相关的物质条件。回想一下，在人口转变的**个阶段上，正是因为孩子的存活得不到保障，才形成以高出生率来弥补高死亡率的生命损失这样的人口类型。而在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上，出生率未能随死亡率的降低而下降，也与缺乏方便、安全和低成本的避孕手段有关。可见，人们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引导等因素影响所形成的生育意愿，能否被转化成为*终的生育决策和行为，归根结底取决于妇女、儿童的健康是否得到有效的保障，以及育龄人群能否获得方便、安全和经济的避孕手段。因此，这个因素是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转变的物质条件。
　　二　计划生育政策
早在马寅初的人口政策建议受到批判的时候，即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政府及其高层领导对人口问题就开始有所认识，但当时并没有具体的行动与措施，更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在“大跃进”失败和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下，中国领导层面对迅猛增加的人口和受挫的经济发展，开始认真考虑计划生育的必要性。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计划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人口问题在认识上的一次重大转变。这一文件不仅揭示了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的重要性，而且有一些具体的规定和措施。1970年，中央正式把人口计划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之中。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明确强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经过若干年的计划生育实践，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l988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现行政策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此为标志，中国明确而全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形成了。
根据政策，国家干部和城镇职工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确有特殊困难，包括独女户要生育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以后生二胎。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但由有关省或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要求和做法。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重申了既定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相继制定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计划生育条例，并且经各地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作为地方法规执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生育有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在坚持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和既定的人口控制目标不变的基础上，落实计划生育工作坚持以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的方针，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经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实现计划生育工作在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上的转变，即由单纯的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综合治理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相结合的工作机制转变，*终达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实现计划生育工作良性循环、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进入21世纪以来，计划生育越来越转向利益导向，坚持以人为本，从制度上探索解决农村计划生育夫妇的养老问题。
计划生育在英文中叫“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提倡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出生率。但是，只有在中国真正形成了制度性的人口生育政策，并且从目标上讲卓有成效。虽然人口转变有其常规的经济社会动力，即使没有强制性的人口政策，一个国家终究也会实现这个转变。但是，利用体制优势和政府动员力，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的确可以大大加快人口转变的进程。
与此同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能够做到与时俱进，从着眼于控制人口数量，逐步转变为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提高生殖健康水平，改善人口生活质量的综合发展战略。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计划生育政策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尽管其形成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政府职能做出适应性转变，这一政策的改革和调整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过程。
　　三　人口转变的成效
由于存在着两类影响人口转变的重要因素——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持续徘徊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上。正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以及同一时期改革开放推动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使中国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至今，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
目前，中国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或简写为TFR）表现出持续的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从那以后，这个指标大幅度下降到2，即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一般为2.1）以下。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10‰，2003年略高于6‰，2004年进一步降到6‰以下。
在图1—1中，我们绘出了人均收入水平与生育水平之间的表面关系。从中可以看到，在一个特定的人均收入水平区间，即在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之前，生育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急剧下降。随后，即在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生育率保持相对的稳定。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6年中国的人均GDP为6800美元，总和生育率为1.78，在同等的收入水平上，有着比其他国家更低的生育水平。这标志着中国在收入水平迅速提高的过程中推动了卓有成效的生育率下降，从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转变。
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人15转变阶段的起点一样、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绩效迥异的条件下，人口转变的结果不尽相同。但是，人15政策却不是重要的因素（参见曾毅等主编，2006）。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影响人们生育观念和生育决策的若干因素，即在政策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因素影响生育率的变化。那么，在影响生育率下降的各种社会经济条件与人口政策之间，究竟哪个因素对于中国的人口转变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呢？或者说，各种可能影响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各自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
从理论上讲，如果上面列举的所有影响生育观念、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的社会经济因素，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同一期间，都发生了有利于生育率下降的变化，则至少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生育率的下降，是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经验的角度也可以证实这一点。根据一项研究（都阳，2005），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计划生育政策、人均GDP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三种力量都对生育率的急剧下降有明显作用。但是，在随后的10年里，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的边际效果几乎消失，而其他两个变量的作用则依然存在。
　　第二节　“未富先老”
随着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联合国把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定义为老龄化社会。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l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为7.0％，2005年上升到7.7％。按照该标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中国已经基本进入老龄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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