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才子佳人

第三章 苏雪林：“精神贞操之重要，更在肉体之上”
　　在现代才女作家中，苏雪林（1897—1999）无疑是个另类。她跨越了两个世纪，享年102岁，笔耕80载，著述等身，凡2000万言。被时人称为“文坛耆宿”、“学林人瑞”。在个人婚恋上，16岁时就由祖父做主与商人之子张宝龄（1897—1961）订婚。她虽然不满，却唯母命是瞻，在法国扼杀了自己狂热的初恋，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桩无爱的婚姻。婚后因与丈夫性格志趣不合而长期分居，她不以为苦，反而心存感念：这桩无爱的婚姻造就了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她将自己对理想爱情和完美婚姻的憧憬，幻化在了散文集《绿天》和自传体小说《棘心》里，因之名噪一时。在20世纪30年代，即与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和丁玲齐名。在抗战危急关头，她把自己节衣缩食省下的50两黄金慷慨地捐献给国家。在文学观念上，她落后于时代，又一意孤行，为人论文不免偏执，失去理性。特别是对鲁迅生前与身后的态度，判若两人，使人不齿，但她依然我行我素，更是匪夷所思。解放后，她离开大陆，定居台湾，致力杏坛和学问。百年后，她不顾他人的反对，执意将自己的骨灰洒在故土。苏雪林一生，充满着矛盾与变数，成也婚姻，败也婚姻。提倡的是新文化，实践的却是旧道德。
　　二、“我爱的并不是实际的他，而是他的影子”：张宝龄
　　1“我同你通信实不感一毫趣味”
　　1922年秋天，苏雪林还未从秦风的爱情纠葛中走出来，就稀里糊涂地卷入了中法学院部分学生因与广东籍学生不平等待遇问题中法学院由中法合办。法方只提供校舍，经费由中方负担，而中方的经费主要来自广东省政府庚子赔款的关税，故广东籍学生旅费和每年的学膳费全免，并还有津贴；而其他省的学生则每年要交纳600元左右的费用。而掀起的“反吴”风潮中。她和其他27位同学联名起草了《开厅审判吴稚晖》的宣言，罗列吴稚晖“徇私”、“植党”的罪行，使热心教育的吴稚晖被迫刊登“活死人吴稚晖”“讣告”了事。接着，苏雪林从堂兄的来信里，惊闻32岁的大哥在安庆医院撒手人寰的噩耗。她始而不信，继而痉挛不已，面如死灰，欲哭无泪。她担心母亲和寡嫂承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忍悲含泪一连写了几封快信给父母。大姐的来信证实了她的担心和恐惧，母亲因大哥的离世而病倒了，小脚上又突患了疔疮，痛苦不堪。苏雪林深悔自己不该出国留学，不能在母病时伺候左右。悲伤和忧虑使体质本来就虚弱的她，喉管破裂出血，被迫住院治疗。医生建议她离开潮湿多雾的里昂，到风光和气候好的地方去疗养一段时间。于是，苏雪林和同学罗芳玉结伴来到了疗养胜地：位于莱梦湖畔的都隆。沐浴在大自然中，苏雪林的身体渐渐康复。父亲知道她在海外心境不好，就把她的地址给了上海的亲家张余三，叫未婚夫张宝龄与她通信，一来可以缓解她的寂寞，二来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培养感情。
　　苏雪林留法不久，张余三就将儿子张宝龄送到美国留学。由于张余三早年到上海做生意，历经艰辛，全靠精明和节俭，才积累了一份不菲的家产。小商人多年的习惯养成了吝啬的本性，连儿女的伙食也要精打细算，使之他的三子一女都因营养不良而身体羸弱。张宝龄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养成了冷漠、褊狭的性格，耳濡目染，大男子主义思想较重。他秉承父命，用文言主动给苏雪林写了**封信。文字简洁，字迹秀美，使苏雪林陡生好感，庆幸没有失掉他。用文言通信几次后，苏雪林建议改用白话，张宝龄来信赞同。可他的白话信和文言信一样，不枝不蔓，不愠不火，看不出他的热情，这使颇富才情又有趋时心理的苏雪林心生不悦。她将中法学院学生办的一份反基督教的杂志，在随信中寄给未婚夫，本想得到他的附议，不曾想到，他在回信中反而强调“基督教博爱的宗旨，颇有益于人群”。何况“信仰是人的自由，等于人的一种特殊嗜好，与人之自由研究文学或科学一样”。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去反对它。苏雪林对此不屑，写长信辩驳。张宝龄不接招，回信仍然客气得“恰如其分”。苏雪林只好改变话题，同他谈起了电影、跳舞、茶会等，可张宝龄回信说他一概不喜欢。和张宝龄例行公事地通信，他不即不离的言辞，没有亲近也无从疏远，让人又气又恼又无从指责，使曾沐浴过秦风热情似火的苏雪林，感到郁闷而失望。她在诗中就这样写道：
　　一例春潮漫汗声，天风鸾鹤怨三生。
　　悲欢离合本如此，万一天填恨海平。
　　忽向东山感岁华，吟鞭遥指即天涯。
　　惺惺蝴蝶谁家宿，身世依然是落花。
　　满怀期待在未婚夫那里寻找到自己的感情依归，到头来却是了无生趣，苏雪林忧郁的心境更加糟糕了。在都隆住了四个月后，她又回到里昂。不久，得知母亲身体虚弱，三弟可能要残废的消息，苏雪林本已虚弱的身体和每月必至的痛经，使她变得敏感而脆弱，性格更加孤僻，成天沉浸在十七、十八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幻梦里。
　　此时，张宝龄在美国已获得工程学学士学位，不久即将回国。如果他回国，苏雪林必然要中断学业回国完婚，这是她极不情愿的。为此，她丢掉矜持，主动给美国的未婚夫写信示爱，在祝贺他完成学业的同时，力劝他来法攻读博士学位。在信中，苏雪林力数到法国留学的好处：费用低廉，风景优美，名胜古迹到处都是，更主要的是“你到此以后，我可以陪伴你畅畅快快地游玩。我们大好的韶华已将逝去，人生贵乎及时行乐，‘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请以《金缕衣》曲为君诵。”
　　苏雪林始料未及的是，张宝龄在信中一口回绝。说他不喜旅行，更看不起徒有虚名的博士头衔，加上他不懂法文，不愿前来，宁愿到工厂实习一段时间。苏雪林接信后，难堪和羞愧中陡生疑惑：他在感情上如此冷漠，莫非心中另有其人。毕竟两人未曾谋面，爱情从何而生？他在“风月因缘，柳萍浪迹”的异国他乡，又处在青春年少之际，如何经得起诱惑？基于如此困惑，苏雪林写信向父亲打听他的品行。父亲回信说：
　　你不必怀疑叔健，他比你操守还坚固呢。我听见人说，他在美国洁躬自好，目不斜视，同学无不许为君子。有一个美国女同学，曾示意爱他，他特将你的相片插在衣袋里带到学校，让那女子看见，说是他的未婚妻，那女子才不敢同他兜搭了。你想吧，这样的好青年，现在容易寻得么？
　　父亲对张宝龄操守的极力赞扬，正合了她的婚恋观。苏雪林“平生取士，*喜的是有贞固不移之操，*恶的是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人”。在两性上，她主张男女平等。“男子于妻外，不应更有他恋的事发生，女子也是如此。男子如果金钗十二，女子也可以面首三十人。”然而，多夫或多妻制在现代社会里是不现实的。所以，“男女择偶之时，顶好是慎重在先，择定之后，爱情互相交付了，便不当再有反复之事发生。”但“人类的性情是容易变迁的，爱情的变化，尤其厉害，没有条件，单靠空洞的爱情，婚姻的结果，定然危险。”婚姻虽不受束缚，但离婚太自由，“以两性而论，男子吃亏还小，真正吃亏的却是女人，女人过了三十岁，容华凋谢，又有生育之累，离婚后有谁要她，使她永久孤栖，又似非人道主义所许。”正是基于女性自身的权利，苏雪林才心甘情愿用婚约来束缚自己，放弃了与秦风怦然心动的爱情。也正因为如此，她个人的婚姻生活表面上才呈现出保守的色彩。从父亲处得知张宝龄对自己有“贞固不移之操”，苏雪林对他改变了看法。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宽慰地说道：“我们的爱情，虽然淡泊，但淡而能永，似比浓而不常的好。”。话虽如此，张宝龄的冷漠，仍使苏雪林心生不快，乃至于她觉得给张宝龄写信，没有情人之间的蜜甜，反而是一项了无生趣的精神负担，每每提笔生涩，不知说什么好。知情的同学们见文思泉涌的才女写情书如此痛苦，便取笑道：“你又在和你的未婚夫写情书了！”
　　苏雪林失望于张宝龄的无趣，在烦闷中一头埋进法国文学名著里。她既为17世纪古典文学中英雄人物的故事所感动，又沉湎于18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凄美情感中。通过监学马丹瑟尔，她结识了天主教徒海蒙女士。在她博爱的牺牲精神影响下，苏雪林对宗教的反感逐渐减少。不久，她得知家乡遭受土匪抢劫，母亲被土匪打成重伤的消息后，忧心成疾，再次病倒了。请假回家休养的海蒙知道后，立即赶来细心照料，并和苏雪林一同祈求天主降福于她的母亲。或许是巧合，祈祷果然应验了，大姐来信说母亲病体已痊愈。
　　1924年中秋，苏雪林与在法国各地读书的好友潘玉良、罗振英、林宝权和杨润馀等团聚在中法学院。时值妙龄，又是钟情怀春岁月，朋友相聚，谈论的话题总也绕不过爱情与婚姻。苏雪林看到好友们成双入对，浓情蜜意，不免有一股难以排遣的酸楚。张宝龄曾给她寄了一张相片，从照片上看，他仪表堂堂，风流倜傥。可苏雪林就是弄不懂他为何不解风情？然而，他毕竟是自己的未婚夫，毕竟寄予了自己的爱情幻梦，在形单影只的日子里，落寞中的苏雪林多么渴望他的到来。
　　此时，她收到了张宝龄的信，得知他病了，已请假休养数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境遇，使苏雪林对未婚夫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不仅释然了他拒绝来法国的芥蒂，而且还谅解了他不解风情的性情。她马上回信予以安慰。张宝龄在回信中说，他病中常有思乡之念，游美五载，学业已小有成就，不想再羁绊于此。特别谈及他大哥婚后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一家人和和美美，很是羡慕。苏雪林看了这封信后，心生不安，如果张宝龄就此回国，父母一定要她回去完婚，那么自己的留学计划就将夭折，连一张大学文凭也拿不到，将来如何在社会上立足，更何况法国文化艺术之美，自己才刚刚入门，这是她万万不情愿的。再读此信，信中文字不似以往，寂寞之感弥漫其间，语气也不乏温情。苏雪林转念一想，或许他还是思念自己的，只是性格使然罢了。于是，她马上写了一封快信给张宝龄，袒露自己的寂寞和思念，恳请他回国时能取道欧洲相聚，*好能在法国留学两年，到时他们一道回国。信发出去后，苏雪林情绪高昂，深信张宝龄一定不会使她失望。为此，她不仅刻意修饰自己，在想象中设计了他们相会时的种种情境，甚至还着手准备婚礼。由于她成天生活在爱情的幻梦中，苏雪林的行为举止不同以往，朝气蓬勃，幸福与快乐之感溢于言表。或许是得意忘形，她竟然不顾及后果，把自己的内心秘密昭示于人：“你不要去告诉人，我就说给你听，我不久要结婚了。”随后还不失虚荣地扯谎说，是张宝龄自己要来，她几次回信推托都推不掉。
　　希望总是一相情愿的。苏雪林望眼欲穿的喜讯并没有如期到来。20多天后，张宝龄的回信，使她如坠深渊。信封上的字迹潦草不堪，一看就是极不耐烦的勉强应付。信的内容更是冷若冰霜：
　　我早告诉过你，我对于旅行，是不感一毫兴趣，到欧洲去做什么？至于结婚，我此刻亦不以为急，你想在法国继续留学，我再等待你几年，亦无不可。
　　张宝龄的第二次拒绝，伤透了苏雪林的心。她的高傲、她的自尊和她在同学面前的脸面都因此丧失殆尽，更使她无法接受的是，她视为神圣如生命般的爱情信念，也为此坍塌了。她伤心欲绝，又气愤不已，发誓要和张宝龄解除婚约。于是，提笔给他写信，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几经反复，*终写道：“你的行动，有你的自由，你不愿来欧，我也不便干涉，不过从此我们不要再通信吧，老实说，我同你通信实不感一毫趣味。”张宝龄复信解释他不能来欧洲，是因为“中国朋友已替他在上海工厂觅得一个位置，机会不可失”，并告诉苏雪林，他数日内即将束装东归了，信后还附有国内的通信地址。
　　苏雪林的父亲知道张宝龄回国后，写信催促她速回国完婚。苏雪林此时刚入里昂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和艺术理论，接到父亲的信很是不满，就将张宝龄的两次拒绝来欧等不近情理的事，写信告诉父亲，并表明她不愿与这样的人结为秦晋之好，她要解除婚约。未曾想到，父亲来信严厉斥责，说什么解除婚约有辱门庭，万万不可。如果她一意孤行，他将强制执行，即使她轧死在电车之下，也要将她的一付残骨埋葬到张家的坟场。一向孝顺的苏雪林看了父亲的来信，大光其火，骂他是老顽固，礼教的奴隶，矢志抗争到底。可随之而来的母亲的信，却使她颇为犯难，母亲在信中没有责备之意，字里行间还弥漫着哀求：“女儿，我愁病交缠，看来是不久于人世的了。你若顾念我，请听从我一句话，与叔健言归于好吧。你以为他不愿到法国来，就算是侮辱你么？那么，你从前的拒嫁呢……”看了母亲的信，苏雪林不知如何是好，左右为难，既不想委屈自己与张宝龄结婚，也不能以一己之幸福去伤害母亲。两难之中唯有逃避。于是，她决定接受海蒙女士的劝解，皈依天主教，出家修行，把自己的爱奉献给众生。
　　1924年6月，苏雪林在里昂的福卫尔大教堂接受了卡亥老神甫的洗礼，正式加入了天主教，奢求灵魂从此得到安慰。可天主教的繁文缛节，诸如大斋、小斋、望弥撒、守瞻礼等仪式和清规戒律，使我行我素的苏雪林苦不堪言，她有些后悔了。苏雪林对自己入教前后的心路历程，形象地比喻道：“这正如一个人置身洪炉之侧，热不可耐，忽然看见前有一个积水潭，便不顾水的深浅，踊身向潭里一跳。初入水的时候，万热皆消，浑身清凉，原像换了一个世界。但过了一些时候，便觉得潭里的水太冷，冷得沁肌透骨，非爬出来，便有生命的危险似的。这时候他又觉得宁可受洪炉的熏灼，不愿再在水里存身了。”基于这样的无奈之举，苏雪林自然常常疏于“教课”，使热心劝她入教的海蒙女士痛心疾首。
　　苏雪林未曾想到，因逃避感情而冲动地皈依天主教，却使自己陷入到万劫不复的困境。中法学院的同学认为她是“五四思潮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为金钱而出卖人格的无耻者”，丢尽了他们的脸。众怒难犯，昔日要好的同学也不得不疏远她，相识的同学更是唯恐避之不及，连先前和蔼的老师对她也面露不屑之色。苏雪林此时倍感孤立，甚至还受到匿名信的威胁：“为顾全你的狗命，快滚回中国去吧，否则我们要采取实际行动来对付你！”。联想到那位性情暴烈、五大三粗的“社会主义的狂热信徒”牛同学对她敌视的神情，苏雪林不寒而栗。更使她害怕的是，同学们的攻击之辞传回国内，将使她的父母蒙羞，师友受诟。此时，她又接到父亲和大姐的来信，得知母亲已病入膏肓，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她一面。大姐甚至为了解除家里逼她与张宝龄结婚的顾虑，在信中还表示“至于婚姻问题，听妹回国自主，家人决不勉强，请勿以为疑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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