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志-齐鲁诸子名家志-附孙膑　吴起　司马穰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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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因形任势的制胜观**节 自胜先胜，庙算七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春秋时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经济上，铁制生产工具逐渐被广泛使用，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从而动摇了奴隶制经济。反映在军事上，战争的规模扩大了，战场的地域已不限于平原旷野，山林沮泽、水网田原都是用兵之地。铁兵器开始出现在战场上，强弓劲弩也被大量使用。在政治上，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各国的政治改革在深入进行，井田制遭到了破坏，在这一过程中，奴隶逐渐变成了农奴。他们不仅可以充当甲士，而且只要杀敌立功还可以晋爵升赏。这一士兵成分的改变，车战的地位降低了，步兵的地位提高了，野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随着战争速度的加快，“其疾如风”，“侵掠如火”（《军争》）；因此，“后人发，先人至”（《军争》）已成为当时用兵的要诀。战场纵深也加大了，孙子书中说到的“千里杀将”（《九地》）、“千里而会战”（《虚实》）正是这一变化的写照。正如班固所说：“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战争的发展影响和带动指挥方式的变化，要求军队提高自身的素质，特别是将帅要讲究指挥艺术。孙子的思想以物质条件为基础，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应时而生。春秋时代是大国争霸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诸侯列国要生仔，要发展军事力量的强弱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军事家的孙武清醒地看到，无论是安国全军还是取威定霸，均十分强调军事实力。在《孙子兵法》中，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称”。他说：“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军形》）。意思是说，根据战场地形的险易得出地幅大小的“度”，根据战场地幅的“度”得出战场容量多少的“量”，根据战场容量的“量”得出参战兵力众寡的“数”，根据兵力众寡的“数”得出军事实力强弱的“称”，根据军事实力强弱的“称”得出谁胜谁负的判断。“称”在这里，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战争潜力或者综合国力的起始意义。银雀山汉简孙子的《吴问》篇同样反映了孙子重视实力的思想。孙子从晋国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六将军的田制税收上进行分析，认为赵氏田亩面积大，而又不增加新的赋税，因此赵氏能够“固国”，*终统一晋国。不难看出，这里包含富国强兵的思想。“公家富”的固国思想是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而言的，“先为不可胜”（《军形》）则是就军事战略而言的。战场上所表现的力量，他用“形”这个概念来表示。换言之，如果说“称’’相当于综合国力的话，那么，“称”在军事上就表现为“形”。“形’’是什么呢？他说：“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军形》）强大的军事力量加于敌国就如同从八百丈高的山上决开积水那样势不可挡。对于“势”这个概念，他说：“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兵势》）“形”，指军事力量的静态部署；“势”，指由对具体军事部署的激发而形成的动态趋势。故“形”之与“势”，乃静、动之相转；无其形，自无其势；欲其势，必有其形，二者连为一体，方可形成不可抗拒的力量。孙子的自胜思想既是他重视力量的表现，也是他重视防御的反映。说他重视力量，因为他要求称胜，要求形胜。说他重视防御，因为他明确主张“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首先要克服自身的弱点，做到无懈可击，尔后再抓住敌方的弱点、问隙，从而克敌制胜。或者说，首先是自己要站稳脚跟，然后再寻机歼敌。他还强调说：“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军形》）。因为我方首先站稳了脚跟，在称胜与形胜的基础上做到了“立于不败之地”（《军形》），又注意周到准备，精心筹划，做到“所措必胜”（《军形》）。故曰“不可胜在己”。如果说先为不可胜是自胜，那么庙胜就是先胜。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夫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计》）庙胜即通过庙堂决策预测战争的胜负。孙子指出：“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计》）“五”就是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又称为“五事”。他接着又提出“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计》）。通过对敌我双方这五事七计的比较计算，以预测战争的胜负。孙子认为，多方面地较量敌我之情就可以做到多算胜。充分地比较，胜利的把握就大，反之把握就小。至于完全不进行比较，那是必败无疑的。通过五事七计探索胜负之情，只是具有胜利的可能性，还不是胜利的现实性。因此，孙子又强调指出：“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计》）意思是说，计算利害得失，作出战略决策之后，还需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换言之，即既要内谋于庙堂；又要外谋于战场；既要有客观条件，又要有主观条件。先胜必须先知。关于先知，孙子的论述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用间，通过间谍侦察敌情。在使用间谍上，孙子首先重视战略间谍的作用。对于战略间谍，孙子称之为“以上智为间”。他举例说，像伊挚和吕牙就是上智，就是战略间谍。伊挚是商朝的谋臣，他熟悉夏朝的内情，因而在商灭夏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吕牙是周期的谋臣，他熟悉商朝的内情，因而在周灭商的斗争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孙子对于战略间谍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作了充分的评价，他说：“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问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用问》）他所说的“必成大功”，指的就是战略上的建树。因此，利用上智获取战略情报，就成为战略决策的关键所在，就成为“三军所恃而动”的基本依据。二是相敌。相敌指的是战场侦察。孙子一共列出了三十二种相敌方法，这在《行军》中有详细的描述：“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杀马肉食者，军无粮也；悬瓿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在《孙子兵法》中，对一个军事原则像“相敌”这样详细举例加以说明的并不多见。考察春秋时代的战争就会发现，孙子所列的这三十二法，都是当时战争经验的总结。比如说“鸟集者，虚也”。据《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齐晋平阴（今山东平阴北）之战时，齐军撤退的当夜，晋军师旷判断说，乌鸦的叫声轻松愉快，齐军可能逃遁了。邢伯判断说，有战马盘桓的声音，齐军可能逃走了。叔向判断说，城上有乌鸦，齐军恐怕逃走了。从敌军营寨上空鸟雀云集的现象，得出敌人已经逃走，留下的是一座空营的判断。诸如此类的经验积累多了，对于分析和判断敌情既是必要的，也是简便的。特别是在未能从别的渠道获取敌人情报而又战机紧迫的情况下，相敌之法就更加显示出它的特殊价值。相敌之法显然不止三十二种，无论有多少种，它都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合乎客观实际的逻辑判断。三是战斗侦察。无论古今，了解敌军部署是确定作战方针*重要的环节。对此，孙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通过筹算，来分析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通过挑动敌军，来了解敌人的活动规律；通过佯动示形，来掌握敌人地形道路情况；通过战斗侦察，来了解敌人兵力部署的强弱。不难看出，古今战争，在作战手段上尽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它始终是由武装集团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力量对抗。因此，它都有一个兵力部署问题，而兵力部署始终是核心机密。只要掌握了敌人的核心军事机密，而自己的部署又未暴露，那么，就掌握了主动，稳操了胜券。P179-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