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H埠本土文化志

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想当作家的年轻人——假设现在还有这样的年轻人——看到我大可松口气：如果连我也算是作家，那么任何年轻人都可以成为作家。
　　我年轻时候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供大家学习，故此应是激励大家的好榜样，说明人生是出人意表的。
　　我在香港上的是英文中学，即是用英文授课的那种学校，除了——中文中史课。一位中文中史课的老师调侃我们说：你们这些学生，中文不好，就说自己上的是英文学校，英文也不好，就说自己是中国人。
　　我就是其中一个中文不好，英文也不好的正常学生。
　　可是，我还真有看课外中文书——武侠小说，以金庸为主体，旁及梁羽生和一份叫《武侠世界》的香港武侠小说月刊，并从后者延伸阅读到倪匡的现代版武侠小说如《女黑侠木兰花》。
　　从来，只听说有同代人因沉迷武侠小说而挨父母的骂。武侠小说在家中的地位如今天的电子游戏，年轻人想象力再好也没想到说自己看武侠小说是为了练习中文，正如今天电子青年不会说打机是为了锻炼拇指。我父母虽不曾阻拦我看“类型小说”，我却直觉的知道这玩意是属于“有罪的乐趣”，从不敢张扬，因为天地良心我可知道自己追读武侠小说不是为了学中文。
　　多年后，我在加拿大上中学的儿子说他看完了**本中文小说——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我情不自禁说：感谢武侠小说，感谢金庸。时代真的变了。
　　话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念中学的时候，香港有数以百计的“文社”。既自称文社，社员看的大概不止是金庸倪匡，说不定还读……文学？这我可要抱怨了，文社中人今天侃侃而谈当年如何遍地开花，怎么我就没遇上过一家文社，也没有一个社员来勾引我，白让文学和我擦肩而过？害得我现在每碰到大陆作家，听他们谈起中学时期看这本那本俄罗斯小说，只能回应说我在看港台两地的武侠小说。
　　只有当我听到大陆知识女性说《安娜·卡列妮娜》如何害她们浪费青春为了等待伟大爱情的来临，我才想起香港同代女人真幸运，因为她们只看了亦舒。
　　我的使小坏报复方法，是找机会说一九七一年我就看了张爱玲主要的短篇小说，大陆朋友一算，那时他们还在“文革”呢！其实，香港台湾看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更不用说白先勇余光中金庸琼瑶，远比同代大陆人早。
　　大学一年级期间，我在文艺书屋接触到“文学”，也写了几首诗和短篇小说，发表在学生刊物上，基本上是在模仿白先勇和余光中。你以为我真想当作家？不是，是想吸引女生的目光，谁知这一招在当年崇尚英文的香港大学是不灵的。这里我又可以做反面教材了；我很快忘了文学，二年级后不再用中文写作，心思花在运动场、舞会、话剧、社会理论、政治哲学、电影、电影、电影。
　　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是个好案例，现在任何想当作家的年轻人的文学条件都比我当年强，谁也不该再有心理障碍了。
　　以下的一段已经没有多大普遍意义，算是我个人的历程。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短暂留学，回来后在英文小报任职，觉得终于可以用简单英文来写作了：浅白短句，删去多余的字，力求紧凑，少碰形容词，杀死助动词，把心思放在挑选准确的名词动词和偶然来一下的警句，像海明威、雷蒙·卡佛……可能只是像写类型小说的雷蒙·钱德勒、达许·汉密特……可能都谈不上，但确可以雕塑出一篇篇的文章。
　　用同样的纪律去写中文又如何？我没把握，但想试一试。可以说，因为开动了英文写作，我才想到写中文。大概也在那个时期，中文系毕业的大学同学陈少棠推介我去看沈启无编辑的《近代散文抄》，受周作人和俞平伯所写的序和跋里的弦外之音鼓舞，深幸赶上王纲解纽、人心不古的颓废好年代，在谁都管不了谁的香港，放胆写吧， “老老实实说自己的话”（俞平伯语）吧。一九七六年，我重新试着用中文写作。
　　启蒙小书店、吊命小书店
　　香港人稠租金贵，薄利的民间小书店要上楼，开在阁楼、二楼、更上层楼。
　　在网络书店出现之前，我猜想，每个香港读书人都曾有过一家助他启蒙的书店，而在启蒙以后的日子里，则还需要一家长期解渴济饥的吊命书店，否则读书人在香港的日子太难过了。这点，被宠坏的台北读书人不一定能体会到。
　　我的启蒙书店是开在尖沙咀某商住大厦五楼的文艺书屋，吊我命的是湾仔某二楼的曙光英文书店。
　　不算早也不太晚，我踏进了对的地方，当年文艺书屋小小的房间内，陈列着整个大中华当代文化的亮点，包括文星丛刊、李敖、柏杨、余光中、张爱玲、於梨华、白先勇、聂华苓、刘绍铭、王文兴、欧阳子、叶维廉、王尚义、席德进、司马中原、梁实秋、林语堂、林海音、何秀煌、殷海光等等。在传奇的六十年代，中文精英文化*有创作力的地方竟然是政治仍然高压的台北，当时香港在这方面是要仰望台北进口的。而在六十、七十年代交接的几年，文艺书屋就像是台北非官方精英文化在香港的窗口。几年后，台湾的出版业更蓬勃，但对香港读书人的启蒙效应却不如当年了，时势使然。
　　早期我每次都带着朝圣的心情上文艺书屋，我认为我在文艺书屋里面找到的教育，不次于几年后在哈佛书店。大一那年我买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自己也惊讶怎么会买这样的书，而且是很不精致的硬皮本，那惊讶度仅次于同年圣诞节去台北旅行，一回神发觉自己竞买了盗印的李约瑟《中国科技史》，五巨册，还要抬回香港。我偶然会做不按牌理出牌的事：意识还没到，就先出了手。
　　后来我进了文化圈，自然知道文艺书屋的老板是王敬羲，爱奥华大学文学硕士，之前是台师大的香港侨生，跟《现代文学》很多同人是先后师友，我七二年还读过他的小说《康同的归来》，以当时幻想留学的情怀觉得挺好看。王敬羲曾负责过香港版的《纯文学》杂志——这刊名真够camp，后出版著名的《南北极》杂志一直到九十年代。但是，港台两地书业似跟他早就不往来了，书店里的大部分台湾书，版权页都写着是文艺书屋出版，或文艺书屋总代理。多年后我再访，里面来来去去主要还是早期那一批书，好像时间停顿。
　　文艺书屋完成了历史任务，不再是我的解渴济饥书店，七十年代中香港已有多家小型中文书店超越了它，包括我也有参与的一山书屋。我的问题在英文书。
　　香港有三家老牌的正规英文书店：中环德辅道的图书中心、尖沙咀乐道的辰冲书局和海运大厦的图书中心（后者已不存在），都不错，跟英美的主流书店大致同步，是我在香港生活的固定访点。只是，我对非小说特别是某类人文社科书的偏食，不是它们能满足的，但像我这样的人不会太多，不可能有一家像三藩市城市之光这类书店来专门满足我们。不可能？偏偏就有个马国明，开了家曙光图书公司，专卖这类英文书，而且挑选之精准永远超过我的期待。
　　自从曙光和青文书店分用一个二楼单位，它就长期纳入我的生活地图里，让我知道郁闷的时候有个地方可去，吊住我这样在香港的英文读书人的命。我长期观察的结论是，曙光在哲学与社科英文书方面的质与量，犹胜于台北诚品书店的旗舰店，而近十年两者的书种又皆胜过三藩市城市之光书店地下室提供的非小说选择。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特别对小规模的曙光来说，点点滴滴都是心血工夫。
　　真是一个人可以让世界——至少是我的生活世界——不一样，没有马国明这样的一个人，香港压根儿自始不会有这类书店，曙光能够出现在香港，坚持存活多年，不大不小是奇迹，也是多元香港的光荣见证。
　　现在马国明退了，而我们都习惯了到网上购英文书，不靠曙光吊命，但读书人还得逛书店，大的小的、地面的楼上的、主流的另类的，多一家总比少一家好。
　　自己开书店
　　隔行如隔山，小小的文化圈，每一块都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就算自以为可以无所不谈，其实还是自说白话。之所以吾生有涯、学海无涯，这是我在一山书屋的体会。
　　黎则奋是低我一届的大学学弟，是个坚定而且张扬的社会派，我特爱听他亢奋的谈香港学运社运政治，特别是攻击对手国粹派。他对我的一大贡献是一九七六年初邀我一起开办一山书屋，跟学长陈文鸿曾澍基、学弟妹张嘉龙钟小玲做合股伙伴并近距离接触。
　　一山书屋除了在湾仔某破楼的阁楼卖书外，也自己出版书。除了出正版新书外，也盗版别家的书，只是我们盗得很有原则：只盗版当时“四人帮”禁掉的书。我相信这是知识结构奇特的陈文鸿在主导的，否则那时候在香港谁会想到去重印延安时期已被批斗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去替周恩来出选集，去结集毛泽东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