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动手-劳拉比回忆录

父亲站在驱逐点——无论我走到哪里，这个画面始终伴随着我。这是铭刻于我脑海中的*初的儿时记忆。 那是1942年的秋天。当时我五岁零四个月，个头矮小，惊恐万分。为了能瞥上父亲一眼，我把脖子尽量伸长。他正站在被驱逐者的集合点，这个地点就在我们生活的小镇，波兰的彼得库夫的犹太大会堂旁边。父亲留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胡须，穿着拉比的黑色长袍，站在人群中间，周围都是犹太人。男人们站一边，妇女和孩子站在另一边。 我和母亲以及13岁的哥哥塞缪尔（我们叫他米雷科）站在一起。我16岁的哥哥拿弗他利（或图雷科），住在附近他工作的霍滕西亚玻璃厂里。去年，纳粹把他从彼得库夫的家中抓走，送到了奥斯威辛。两名纳粹党卫军军官身穿黑色制服，佩戴着中心绣有纳粹党徽的红色臂章，闯进我家的大门，冲着拿弗他利大声地嚷嚷，问拉比在什么地方。他们没有找到父亲，就把拿弗他利抓走了，并把他关进盖世太保总部的地下室里审问拷打。1941年6月30日，他们将他塞上直达奥斯威辛的卡车。拿弗他利被送去强制劳动，但他拟定了逃跑计划。在被捕后的第40天，他实施了逃跑计划，并成功地逃离了那座地狱，回到了家中。 与此同时，噩梦也开始侵袭身在彼得库夫的我们。 那天站在会堂前的集会广场上，我们的精神高度紧张。危险的寂静萦绕四周。彼得库夫的盖世太保头子走近我父亲，眼里冒着杀气。他停下脚步，抽出军棍，那是一根长约三英尺的橡胶棍。他开始用尽全力抽打父亲的后背。**棒从后面打到父亲的时候，由于太突然且力量过大，父亲禁不住向前踉跄了几步。他的身体弯了下去，好像马上就要摔倒了。然而顷刻间父亲便挺直了身子，向后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他笔直地站在那里，强忍着身体的疼痛和强烈的屈辱感。我看见父亲鼓足浑身的力气保持身体的平衡，以免倒在那名德国军官的脚下。父亲知道，如果他倒下了，那么我们小镇的犹太精神也就垮掉了，而这正是他拼命想要阻止的。 那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德国人为什么要打他。当纳粹命令犹太人剃掉他们的胡须时，彼得库夫的许多犹太人都来问父亲是否要服从这个命令。父亲的回答是坚定的：如果为了让自己免于处罚，那么就照他们说的做。然而，父亲对自己要求得更严格，他保留了胡须和侧边发辫，这不仅仅是为了捍卫古老的传统，也是为了维护小镇拉比的尊严。他的抗令不遵招致了这顿毒打。 但这次殴打还有别的原因。纳粹的盖世太保头子单单挑父亲打，是因为父亲是小镇的首席拉比，也因为父亲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对于德国人来说，父亲就是犹太人的代表。盖世太保和彼得库夫的犹太人联系需要通过父亲，反之亦然。在犹太人社区，他是一个备受尊敬的人物。对于德国人来说，殴打他、尤其是羞辱他，比殴打其他犹太人意义更大；这对影响民心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 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或者至少是一个巧合。许多年后，我从亚伯拉罕·格林伯格博士那儿听到了这个故事，当时他是彼得库夫犹太医院的院长，后来从地狱获救后，成为特拉维夫著名的妇科大夫。那时，他和小镇的犹太长老会的长老们一起站在会堂前的广场上，他们的身边就是我父亲。他听到父亲对旁边的犹太人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交叉着双臂站在这里。即使我们没有武器，也可以用指甲攻击他们。我认为这样站成一圈并不能拯救我们其中的任何一个。跟他们对抗，我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父亲的话音刚落，盖世太保头子的军棍就落到了他的背上。 这一形象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我亲眼目睹了这种可怕的屈辱。身为小孩，我还无法真正理解胡须的事情以及下令剃掉胡须的意义何在，但是我明白他们正在殴打我的父亲。一个孩子是无法忍受眼见他的父亲受辱的，因为对他而言，他的父亲就是英雄的化身。我知道父亲是小镇的首席拉比，所有人都尊敬他爱戴他。我无法看着他被打被羞辱，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同时也是小镇的拉比。今天当我回顾战争那六年时，我认识到，大屠杀中所要忍受的*糟糕的事情不是饥饿、寒冷或是殴打，而是羞辱。不公正的羞辱所带来的无助感几乎令人无法忍受。伴随无助而来的，是耻辱。在整个战争期间，“lachago”（为什么）这个波兰单词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进进出出。我们究竟对你们做了什么，让你们如此践踏我们的灵魂？我们究竟犯下了何等滔天的罪行，让我们遭受如此的惩罚？我找不到任何答案。我们知道的只有一点：我们是犹太人，而他们是纳粹党人，他们认为我们是世界上一切罪恶之源。 当一个孩子看到父亲被盖世太保头子用军棍击打、用钉靴踢踹、被恶狗恐吓，被打得踉踉跄跄，受到如此公开的羞辱时，这种可怕的画面将会一直伴随着他，直至度完余生。然而另一方面，我也同时记住了另一个瞬间——我父亲用惊人的意志支撑着自己不要跌倒，他拒绝求饶，并在盖世太保头子面前再次挺直了腰板。对我而言，父亲那充满内在精神力量的形象完全消除了伴随羞辱而来的无助。 在那次“挑选”结束的时候，卫兵们把妇女和孩子同男人们分开。他们命令母亲、塞缪尔和我走进大会堂，在那里我们目睹了非人的场景。尽管当时年幼，有一件事我还是清楚地记得。一个身体结实、满脸皱纹的80岁老奶奶坐在妇女专区。她双手紧抓着木栏杆，手上戴着一枚特别耀眼的戒指。有一个荷枪的乌克兰士兵偶然瞥了一眼妇女专区，眼角的余光很快扫到了老夫人手上的戒指。他用俄语对她喊道：“把它给我！把它给我！”在老奶奶还没有反应过来时，他已经跑上了楼，如饿虎扑食般，双手抓住她的肩膀，将她拖倒在地。他用靴子使劲地跺着老奶奶，并把戒指从她的手指上扯了下来。 这就是会堂里的气氛。我们的生命一文不值——一枚戒指都比我们值钱得多。与此同时，夜幕降临，我们的周遭一片黑暗。数百名妇女和儿童被塞进会堂的小厅里。纯粹的恐怖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将我们钳制。那天深夜，会堂的大门打开了。两名盖世太保提着一盏灯走了进来，他们面对面地站在门口，中间留了一条窄窄的通道。其中一个人用雷鸣般的声音宣布着：“我现在宣读一份名单。念到名字的人立即起身，马上回家。”他开始念被释放者的名字。**个名字是“查娅·劳”，那是我母亲的名字。她没有站起来，她在等他念出两个儿子——塞缪尔和伊斯雷尔的名字，那样我们就可以一起离开了。德国人把名单念完了，但我和哥哥的名字并不在其中。每个人都意识到没有被点到名的人将继续留在会堂里，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 秩序和纪律是德国人的第二天性，其中一人喊道：“有一个被点到名的人没有出去！”接着他们认真清点了所有离开的人，并对照名单逐一核对。确实有个人没有离开，那就是我的母亲，她伟大的母性苏醒了。她仔细观察着门口那两个士兵之间窄窄的通道，迅速并精确地计划着我们的行动。她一只手抓着我，另一只抓住塞缪尔。“到这儿来！”她命令道。我们跳到她的身边。无须多言，我们都知道要保持完全的沉默，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贴近母亲。我们三个人必须融为一体。母亲打算在夜色的掩护下将我们俩同时偷带出去，就像我们是她身体的一部分。为了阻止德国人关闭出口，她朝门口喊道：“我来了！我来了！”我们仨如一个人般侧着身走出大门。也许是他们之间的距离太近了，三个人一起不可能通过德国人留下的狭窄通道；这个通道本来就是为了一次只过一个人设计的。我是**个出来的，母亲紧跟在我身后，接着是塞缪尔。但是，其中有一个德国人注意到了比往常更多的动静。他面向我们，同时举起双臂，手掌朝下，向我们用力挥去，一只手向左，一只手向右。塞缪尔在左边，摔倒在地，不得不回到会堂里面。母亲和我在右边，一下子被推倒在会堂前的水坑里。我们出来了，但塞缪尔还在里面。我们两个人得救了，塞缪尔和我们分开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我们才知道就在那天他被送到了特雷布林卡。母亲知道，她无能为力了，她无法带回自己的儿子了。我们两个心情沉重，默不做声，快速朝着会堂附近的毕苏斯基大街21号的家中走去。共有七个房间的平房里空无一人。拿弗他利在隔都的玻璃厂工作，塞缪尔和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留在会堂里，而父亲在盖世太保手中。只有我和母亲在家，孤独的两个人。母亲设法让我入睡，我却合不上眼睛。白天的情形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翻腾，令我心神不安。 几个小时后，我再次目睹了一幕惨剧。我听见窗外的大街上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声。我站在床上，向外看去，只见一名年轻的妇女躺在血泊之中，怀中紧紧抱着一个婴儿。一个盖世太保站在她身边，厚重的靴子把她的身体踢过来踢过去，搜寻着脖子或手指上可能留下的任何首饰。我惊恐地看着，身子动也不敢动。突然，我感到母亲的手放在我的肩头。她也无法入睡，也听到了窗外的尖叫声。母亲努力保护着儿子的单纯。她给了我一个深情的拥抱，轻轻地把我从窗边拉开，让我躺在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