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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琵琶遮面的女子
在封建伦理宗法制度下，男女的结合只是为了宗族和家世的利益。《礼记·昏义》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日：婚礼者，礼之本也。”在这里，将婚姻视作建立人伦的基础，并提至关系到国家伦理秩序的重要位置。而男女双方的情爱，则被排斥在婚姻关系之外。男婚女嫁靠的是门当户对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对个人的终身大事，却根本无权过问，一切听凭于家长。许多女子，从议亲、订婚、纳聘、请期，直到被人拥拥挤挤送入新房，始终处于任人摆布的尴尬境地，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由闺阁室女变成了别人家的媳妇。贫寒人家往往出不起嫁赀，无人上门提亲。曹衍《贫女》诗说：“自恨无媒出嫁迟。老来方始遇佳期。满头白发为新妇，笑煞豪家年少儿。”还有的因拣择门户而耽误了女儿婚事，“以选择门第及聘财，嫁妆不备，耽搁良缘者，不知凡几。”（三妇评本《牡丹亭》批语）。恩格斯说：“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的情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极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将多少热情追求自由爱情的青年男女，推入了苦难的深渊，酿成了多少人生的悲剧。明清之时，随着社会新思潮的崛起，婚姻与家庭问题越来越引起当时人们的重视。要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那些社会生活感受极为敏感的小说家，更是紧紧抓住这一人们普遍关心的题材，大作起文章来，为青年男女的婚姻不自由鸣不平，塑造出许多努力追求理想爱情的女性形象。然而，明清时代的小说家为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社会习惯势力所震慑，在涉及此类题材时，又时常狐疑满腹，顾虑重重。故而，其笔下的艺术形象时常形成性格的分裂。也就是说，作品中的主人公，就他们的行为而论，显然与伦理规范相悖。若听其所言，却似乎句句不离道德纲常。这些女性形象以反封建的特色步入文学人物画廊，可以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
《好逑传》中的“千古奇女”水冰心，面临豪门恶仆奉命前来抢亲的危急局势，镇定自如，从容周旋。她为了摆脱孤立无援的困境。化被动为主动，口头上答应嫁给过公子，但又强调，若抢过府去，“草草苟合，虽死也不肯从”，因这不符合婚姻大礼。若抬到府县衙门，“府县有撮合之言，便不为苟合矣”。过府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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