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清园

本书特色

王元化生于乱世。1922年秋季，年幼的他随母亲入清华园与教授英文的父亲王芳荃相聚，住在清华南园。这个孩子小时玩耍的地方，正是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人伏案的所在。後转入孔德小学和育英中学。青少年时代即投身於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任上海地下党“文艺工作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後，在上海先後担任过《奔流》、《奔流新集》、《展望》、《地下文萃》等杂志的编辑工作。建国初期，任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兼副社长、出版局和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并在震旦大学、复旦大学任教。1955年因胡风案件受株连，工作中辍。1960年被分配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文革”後，於1979年11月平反，不久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继而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本书为其散文作品集。

内容简介

本书为王元化散文作品集，内中收录了《记郭绍虞》、《记顾准》、《再记顾准》、《记辛劳》、《记满涛》、《记张中晓》、《再记张中晓》、《谈鲁迅与太炎》、《谈胡适自传唐注》、《谈杨遇夫》、《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亲情、友情、爱情》、《老年爱》、《和新形式探索者对话》等作品。

节选

相关资料

插图：一位友人曾从我的书中摘出这样一些句子：“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心灵的相契有时比观点上的分歧更为重要。”“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他认为这些见解不是来源于读书，而是直接来自阅历。这话是不错的。生活经历激发了思考。这些年我所写的谈龚自珍、谈韩非、谈公意、谈激进主义、谈杜亚泉，以及对于黑格尔、对于“五四”等等的反思，也都是在同样情况下进行的理论探讨。在历史和现在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克罗齐（Bendetto Croce）说的“史家对已往史实的兴趣永远是和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这句话*为透彻。但它也包含了一条界限，史家一旦越出这条界限，把对当前生活的关怀变成用历史去影射现在，那么也就使历史失去了它的独立自主性。这种现代关怀是隐含在历史研究之中的，史家本人往往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我希望读者从这本论学集中可以看出我的思想历程。我的早期文字，在一九四五年编**本集子时，大部分就未收入。这些文字多半是抄袭苏联的理论模式，很少有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我从这种模仿中挣扎出来，已是孤岛时期结束以后。日伪直接统治下的上海成了一个恐怖世界，我的许多藏书都自行销毁了，自然更谈不到发表文章，但幽居生活却使我可以沉静地思考。我对教条主义感到了厌倦。浸透着人文主义精神的西方十九世纪文学，几乎成了我当时的唯一读物，引发了我的浓厚兴趣。也许这是由于小时在家庭受到邻人爱的基督教义的影响，使我对这些文学作品产生一种认同感吧。抗战初，我结识了满涛，他刚从美国经欧洲返国。由于共同的爱好，他成了我*好的朋友。我们都是鲁迅的崇拜者，喜欢他的小说的沉郁，也欣赏他的杂文的犀利。我们对鲁迅精神作了自以为深刻其实不无偏差的理解，以为在论战中愈是写得刻骨镂心、淋漓尽致，也就愈是好文章。偏激情绪对于未经世事磨炼、思想不够成熟、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并不是什么好的征兆。一九五五年，我受到胡风案件的株连，引发心灵上的大震荡，接着陷入一场精神危机之中。在隔离审查的*后一年，我被允许阅读书籍。这时我完全被黑格尔哲学所吸引。我认真地读了可能找到的他的著作，其中《小逻辑》、《美学》、《哲学史讲演录》三种，成了我十分喜爱的书。仅仅《小逻辑》这部著作，我就读过四次，每次不止读一遍，现还保留两次写的笔记，共有十来本练习簿。我沉潜于思辨的海洋，不再像过去那样迷恋于令人心醉的激情世界了。这以后有许多年，我只读那些不容易读懂的书，以为只有这种著作才蕴涵深刻的哲理。幸而那时以艰深文浅陋的赝鼎之作，尚不像今天这样弥漫于理论界，而我对它们也有了一定的识别能力。我深深服膺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哲学范畴重新衡量与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过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了我很大的影响。直到这两年，当我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反思时，我还是以它去清理由惰性和习惯所形成的偏见和谬误。这不仅限于对黑格尔本身的再认识，而且也是对“五四”以来在进化论思潮下所形成的新与旧、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反动等等既定观念的重新估价。这些观念至今仍作为知人论事的标准，牢牢支配着思想界，成了遮蔽历史真相难以破除的偏见。我感到，自己没有充分掌握材料并对材料作出仔细的鉴别和考察，是造成误差的原因之一。这就很自然地联系到传统的训诂考据问题上去。这方面的思考使我发觉，过去所深信的所谓逻辑和历史一致性的说法其实只是理性主义的过分自信。在历史的进程中虽然也可以发现某种规律性，但历史和逻辑毕竟不是同一的。逻辑推理不能代替对历史的实际考察，史家的史识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实证上。清人钱大听说训诂考据乃“义理所由出”，也就是阐明此义。可是长期以来，只有观点才是*重要的这种看法始终占据上风，而训诂考据则多遭藐视。据说一位论者准备批“四书”中的儒家思想，竞以为用不着去读原著，只要请人把“四书”中的有关观点罗列出来供他使用就行了。这可以作为上述那种看法的一个实际例子。不必讳言，过去不少训诂考据文章，往往流于琐碎，有的甚至变成了言不及义的文字游戏。但不能因此断言训诂考据是无用的，正如不能因为曾出现过大量“假、大、空”的理论，就断言观点义理是无用的一样。我不同意把观点义理置于训诂考据之上，作出高低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不能抽象对待。对于庄稼来说，下雨好还是晴天好？要根据具体情况才能判定。对于研究工作来说，观点重要还是考据重要？也属于同类性质的问题。马克思曾经嘲笑莎剧《科里奥兰纳斯》（C0riolanus）中的美尼涅斯·哀格利巴（Mener·ius Agrippa）荒唐地把人比作他自己身体的一个断片，由一个个体供给其他所有个体以营养。他认为各司不同职能的人是像珊瑚一样，每个个体都供给全体以养料。我觉得，学术工作所采取的各种研究手段，其作用虽有大小，但也应作同样的理解。庄生所谓“泰山非大，秋毫非小”，也即阐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理。这句话隐隐含有平等与自由的意蕴，是值得细细玩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