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代 秦汉时期-白寿彝史学二十讲

本书特色

《白寿彝史学二十讲:中古时代(秦汉时期)》：大家的观点，通俗的阐释，一部精要的中国通史，一部经略的中国史学史。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民族理论工作者。回族，河南开封人，早年就读于中州大学、文治大学和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生。曾为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49年，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届全国代表，并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此后，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并与侯外庐等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并兼任研究员；同郭沫若、范文澜等创办了新中国史学会；创办了《光明日报》的《历史教学》半月刊，与刘大年等发起创办了《历史研究》杂志；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主持了《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改革开放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创办了史学研究所、古籍研究所，任所长·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等。国家教育部称他“年高德劭，学识渊博，教书育人，誉满学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赞他“为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史学会认为他“学术的追求，是创新的意识，批判继承祖国文学遗产，成自得之学；学术求索的理念，是通古今之变，关注祖国历史的兴衰，思考民族的未来。”他的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史学概论》、《史学论集》、（《中国史学史》、《中国交通史》、《中国通史纲要》、《民族宗教论集》、《回族人物志》、《中国回族史》等，由他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全部出版，江泽民总书记亲笔致信祝贺，对《中国通史》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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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秦汉时期是中国史学的成长时期秦汉时期是中国史学史的第二个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成长时期。它的童年过去了，它长大成人了，它做出童年时期所做不到的事情。1．司马迁、班固的史学巨著和刘向的文献整理这个时期出现了两部史学巨著：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史记》有130卷，52万多字。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的天汉年间，是一部通史，也是一部取各种史体之长的综合体史书。特别应当指出来的，这是史学领域里有意识地要“成一家之言”，而在史学实践上也做到了“成一家之言”的**部史书，在历史观点、史料搜集、文字表述上都有显著的成就。这是中国史学已成长起来的显著标志。《汉书》有lOO卷，80万字，上起秦汉之际，下至王莽之灭，备记了西汉兴亡的史事。在史体上，它基本上继承《史记》，而断代为史，为后来所谓“纪传体”史书中断代史的开山之作。但《汉书》中的“志”“表”部分．仍多保留通史的形式。《史》、《汉》两家在学风和文风上，各有自己的风格。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迁书“圆而神”，班书“方以智”。这个评论是相当精到的。这两部书反映了当时皇朝空前统一的规模和政治要求的特点。它们对于后来史学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这个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刘向奉命跟任宏、刘成、李柱国校定皇家藏书。每校一书，刘向总是采取异本，合并重复，订其讹误。校完一书，总要作出叙录，叙述作者生平、内容大旨和篇章目录。他重视学术流别，把校定的古籍分为六类，38种。他和任宏等校定的书达13000多篇，亦即13000多卷。刘向的儿子刘歆，按着书的分类，概括为《七略》一书，而刘向为各书所作叙录，则汇为《别录》。刘向等人的工作，开创了大规模校书的范例、大规模缮写定本的范例。这对于后来的“校雠学”、“目录学”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刘向是q-国历史文献学的创始者。他在中国历史文献学史上的地位，有类于《史记》、《汉书》在中国史学编纂史上的地位。2．从秦始皇焚书到汉武帝尊儒在这时期，历史观有前后阶段性上的不同。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六国、建帝制时起，他就露骨地表现出来害怕真实的历史记载，他要抓紧历史阵地为他的统治服务。**，他要宣扬统一的功绩是超越自古以来的帝王，不止一次地刻石颂德。第二，他的皇朝是应五德之运而生，是以水德胜周之火德，衣物尚黑，不惜让朝堂之上黑压压的一大片。第三，焚《诗》、《书》、百家语和一切非秦国所记的历史。第四，他要永保封建统治，并建立封建的永恒秩序。这就是所谓“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就是“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秦曾经在过去奉行过的变革思想，这时因历史条件的变化，秦始皇一脚把它踢开，在刻石颂德时就说：“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秦始皇使用暴力去推行他的主观愿望，焚书坑儒是他采用暴力控制思想的*明显的形式。他的这种办法并不能实现他的愿望。但他的愿望和他采取的手段，却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表明了史学跟政治联系的新的阶段的开始。一般对于秦始皇跟史学的关系，没有足够的注意，未免是一种疏忽。秦亡汉兴，历史实践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秦累代经营，灭六国而成帝业，但陈涉揭竿而起，秦一下就垮了。刘邦无尺寸之封，起兵讨秦，又经过对楚的战争，五年而建立汉朝。秦何以亡得这样快？汉何以兴得这样暴？这些问题，是秦始皇时候的人所遇不到的，但却正是汉代前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所共同关心的。关心的原因，不只是要了解这种重大变化的原因，还为的是要观察汉朝的统治是否可以巩固下去。当时人对问题的答案，或归之于民心的向背，或归之于历史的条件，而司马迁则由当时所提出的这个问题而提高到“通古今之变”，以考察悠久的历史过程。显然，民心向背的观点是在秦末农民大起义影响下的看法。汉人遇到了新问题，却并没有解决老问题。统一问题，五德之运问题，思想控制问题，永保统治和永恒的封建秩序问题，在汉仍是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但汉处理这些问题的办法，跟秦始皇不一样，效果要好得多。汉代秦后，在政策上要比秦宽得多，在思想领域里也是如此。在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摆出了重视学术文化的样子。他又表示尊崇儒术，“以经术缘饰吏事”。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出现了董仲舒和司马迁这两位大师。董仲舒是代表儒学正宗的大师，他发挥了春秋公羊学大一统的论点为汉皇朝的统一事业服务，宣扬了三纲的论点为稳定封建统治秩序辩护。他于五行说之外，又宣扬三统说，以补五行说之不足。他倡言“天不变，道亦不变”，强调封建统治的永恒秩序。董仲舒在历史观上，有他自成体系的理论，对于后来的正宗史学有很久的影响。司马迁曾从董仲舒问春秋公羊学，他也拥护汉的统一，尊重孔子在历史上的成就，也有历史循环论的观点，但他的历史观中有不少的唯物主义因素和朴素的辩证观点，这跟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有区别的。在维护汉家统治利益上，两人是一致的，而在如何维护这一具体问题上两人有不同的看法。董仲舒和司马迁的思想分歧，决定了二人在史学发展上的不同地位。但从汉武帝控制思想的效果说，在这两人身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从秦始皇抓史学领域的失败，到汉武帝尊崇儒术，以至宣帝石渠阁奏议以前，这可说是秦汉时期史学的**阶段。这一阶段，是秦汉时期史学与封建政治结合的新形式之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