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历史文献：救国会

他们聘请的律师分别为：沈钧儒的辩护人：张耀曾、秦联奎、李肇甫。王造时的辩护人：江庸、李国珍、刘世芳。李公朴的辩护人：汪有龄、鄂森、陈志皋。沙千里的辩护人：江一平、徐佐良、汪葆楫。章乃器的辩护人：陆鸿仪、吴曾善、张志让。邹韬奋的辩护人：刘崇佑、陈霆锐、孙祖基。史良的辩护人：俞钟骆、俞承修、刘祖望。这些律师中，有的当过司法总长、国会议员、大理院（相当于后来的*高法院）审判长，以及现任的大学法学院院长、大学教授、上海和苏州律师公会会长等，在社会上都很有声望。请这样多的律师，而且都是知名人士辩护，这在司法界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聘请辩护律师的同时，他们*后写成约一万七千余字的《答辩状》递交法院。
6月7日，沈钧儒等七名被告和他们的义务辩护人在上海各大报发表长篇《答辩状》。答辩状阐明救国会成立的背景和其主张说：“被告等目击河山破碎，痛念国亡无日，奋起赴难，未敢后人。当时救国会及被告等均认为救亡唯一要道，端在全民族团结一致，御侮抗敌。故言论行动莫不以此为依归。至和平统一，集中力量各点，则均不过为求达此项目的之方法。”答辩状指出：“起诉书认为被告等有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之嫌疑。然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答辩状逐条驳斥了起诉书对他们的诬告，*后表示：“据上陈述，可知被告等从事救国工作，无非欲求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与政府历来之政策，及现在之措置，均无不合。起诉书于救国会之目的及政府之国策，均有未明，所列犯罪证据十款，无一足以成立。”因此郑重要求江苏高等法院，“秉公审理，依法判决，谕知无罪，以雪冤狱，而伸正义”。
同时全救会也发表《为江苏高等法院为沈章诸先生提起公诉的答辩并告全国人民和全体会员》书，指出救国是国民之天职，抗日是图存的要着，纵使所见有轻重之不同，所行有先后之各异，绝非危害民国之行为，更为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法律所容许，何况“三中全会及蒋委员长曾一再表示容纳各种意见，开放言论自由，招揽各派分子，集中全国人才，以完成我救国建国之伟业。……故将风马牛不相及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加之于众人皆知的爱国志士，不仅有失立法本旨，抑且昧于国家大势”。呼吁党国领袖、社会硕望、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民，本正义法理，为本案作合法之声援，俾得迅速判决被告无罪，立即无条件释放。平津各界1690余人亦另嘱托律师代拟一答辩书，认定：“惟就起诉书所采取之书证，通体观察，追求真意，苟不断章取义，故意周内，则不特足以证明被告等非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且证明其所宣传者，又何曾与三民主义不相容，应无犯罪之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