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的上海:公家花园

爹爹
1975年，无论人心还是社会，只是仿佛没有白日一般的睡意深沉。一过晚上九点，人们便真的睡熟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无论是陈旧的四十年代花园洋房，还是三十年代的美国式公寓，或者是二十年代的石库门里弄，十年代涂抹了棕红色油漆的木质板屋，便渐渐散发出压抑而失望的躯体在沉睡时动物般微臭的体味。那深长而寂寞的睡意，如街道上的夜雾沉甸甸地漂浮着，笼罩了整个城市。三年前，毛泽东诗词的美国翻译者伯恩斯通从上海访问归去，发表观感说，中国人的身体丝毫没有本位感，它们如此沉静，犹如自然界中的山水。从1972年到1975年，人们仍旧生活在一片苍茫之中，由于不再用红漆大规模地涂抹街道和建筑，也不再大幅张贴革命漫画，这个城市在平静里渐渐显得凋败和灰暗，在江南多云的天空下，如同一个白发苍苍，并患有抑郁症的老人。
吉迪在1975年初夏时，对一个叫史美娟的女孩一见钟情。吉迪当时正靠在大礼堂后台的一扇窗前，握着块松香，在小提琴弓上的马鬃来回拉着。他是沪光中学小分队的，拉小提琴。他穿着一件的确良白衬衣，因为要演出，特意向父亲借来。他自己的白衬衣已经穿不下了。父亲的白衬衣突然衬托出他瘦削而平坦的肩膀，当他垂下头凑近领口时，偶尔能闻到自己被衣服包裹的躯体散发出的荷尔蒙旺盛的气味。
那时，表演舞蹈的女生们正挤在后台楼梯口候场。幕布本是紫红色平绒布做的，因为积满灰尘而几近褐色，那个后台陈旧颓败，到处都灰扑扑的。而那些穿着淡黄色紧身衣的女孩子，则像一大片灯光那样耀眼而突兀。在革命时代的尾声，人们小心翼翼地表现出对旧时代的模糊缅怀，这种对时代的反动在民间滋生，犹如偶尔落在阳台上探头探脑，战战兢兢，一触即飞的麻雀。并没被十年以前革命狂飙惊吓过，只是被后狂飙时代的禁锢和无聊折磨的少年们，在这场怀旧潮中担当了先锋的角色。这一年，沪光中学参加上海市中学生文艺汇演的舞蹈节目，表现的是学生如何向农民学习放鸭子，在广阔天地里成长。在这个陈词滥调的节目里，出挑的是那十二个扮作小鸭子的女生。她们在腰上围了一圈平日里只用来装饰国庆报栏的淡黄色皱纸，这种皱纸有弹性，也很结实，她们用它来代替芭蕾舞短裙的绉纱。远远望去，盈盈一尺长的淡黄色皱纸裙从她们腰间蓬起，露出了膝盖以上的部分大腿，几可乱真。她们将头发紧紧扎成发髻，在发髻上插了一根染成黄色的羽毛。这样的扮相，令人不得不联想起《天鹅湖》里的小天鹅。
她们早早换好了演出服，汇集在后台，每个人都努力扬起下巴，伸直脖子，高高在上的，令人不敢随意接近。
虽然当时中学里的风气，男女生不会轻易交谈，平时即使在校外迎面遇见，也是视而不见地擦肩而过，但吉迪还是确切地感受到女同学们的飘飘欲仙，和她们心中奔腾的狂想。他知道她们认定自己此刻就是《列宁在1918》电影里那些翩翩起舞的旧俄芭蕾舞娘。他猜想她们矜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知道作为电影里的人物，她们应该如何举手投足。电影里只有三分钟的时间是跳舞的，然后就被冲上舞台的革命者打断了。倒在地上的天鹅惊慌地爬起来，然后永远消失在幕布后面。这些女孩子都是和他在一个街区长大的，小时候是在同一场学校包场电影里看了《列宁在1918》。看到俄国士兵与自己的妻子吻别时，在银幕上被放大的，因为接吻而变得柔软的嘴唇，和接吻发出的“啧啧”声，曾吓得大家鸦雀无声，从此永志难忘。吉迪知道她们此刻假装不在意，其实她们正像雷达那样密集地捕捉着别人的注目，并万分受用。他轻易就看穿了这些虚荣的小技巧，他生性温和，生怕让人难堪。所以只事不关己地淡淡笑着，握着一小块琥珀色的松香。就在这时，他看见了史美娟。
她是继光中学小分队的。她穿了一条用大红麻葛被面改装的朝鲜大裙子，颧骨高高的，又宽，浓重的腮红像红旗一样招展。她眉毛又浓，脸又圆大，像无锡大阿福一般。她拨开一片昏暗，红光灿灿地走了进来。她看到那群矜持的女孩子们，整个人突然被提起来似的，焕发出一种毫不掩饰的惊喜。她甚至惊呼了一声：“哦哟。”
她闪闪发光的圆脸，如闪电一般击中吉迪。他心里平地响起一声雷。在隆隆雷声中他争辩道：“她才是俄罗斯女孩。”一时间，《初恋》里那个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复活》里的马斯洛娃都奔涌到他的眼前。那都是他好不容易向别人借来的旧俄小说里与爱情有关的少女，十五六岁以后，他开始费尽心机搜罗俄罗斯小说，相比欧洲小说来说，俄罗斯小说在六十年代的发行量更大，品种更多，七十年代时更容易找到。而且书中的世界正符合他心中对世界的期待，有时就像一个瓶子对上了它的盖子一样丝丝入扣，每逢遇到这样的时刻，他总是捧着残破的旧书，感动得几乎落泪。吉迪望着史美娟，与他雷达般的女同学相比，史美娟很平实，还有些笨拙。吉迪心里决堤般地涌出了怜爱，是俄罗斯小说和诗歌中对乡村少女的那种赞美和深情。在皱纸做的蓬蓬裙和被面做的朝鲜长裙间仅仅一刹那的较量中，他突然有了爱护史美娟的渴望。柔情如倾盆大雨般向他袭来，简直让他恐惧。他右手紧紧捏着手心里的松香，左手牢牢扣在弓上，由于用力太猛，指甲变得惨白。
他记不得怎样开始的，他们就交谈起来。史美娟的声音像她的长相一样，有种闹市里成长的粗砺。她说话的时候，好像把嘴咧得太大，声音轻易就越过口腔冲出来，不像他班上的那些女生小心面部的分寸。虽然大家说的都是上海话，但她有种特别市井的口音。他的女同学们即使在1975年那样万物都夹着尾巴的年代，也在心头暗暗横起一把母亲言传身教的尺，度量杀富济贫后残存在人民中的阶层界线，并执拗地捍卫它。她们有时甚至比她们的母亲还要顽强。他知道，她们是断断不肯与她攀谈的。但史美娟的这些不足，却正好符合吉迪对自己爱情的期待。
女生们冷冷的眼神扫过来时，吉迪感到它们就像自己在发高烧时，母亲触摸他额头时冰凉的手掌。浑浑噩噩中那种突然袭来的舒服的凉意，让他既受用，又有些为自己担心。小宁锐利而惊愕的眼神，则如指甲划过。她的眼睛极黑，在脸上如同惊叹号。她只飞快地瞪了他一眼，说不清是惊愕还是恍然大悟，然后就一言不发地转开眼睛。从幼儿园同班以后，吉迪和小宁接着小学同班，中学同班，彼此一直在对方视线里，却再也没交谈过。
吉迪参加演出的节目，是小提琴合奏《云雀》。开弓不一会儿，他就发现琴弦下方棕红色的琴面上，积了一层白白的松香灰，他意识到，这一定是刚才松香上得太多了。“这就是那个！这一定就是那个什么爱情！”他在罗马尼亚欢快的民间小调里，与心中的不相信争辩。在小提琴黑色的琴托上倾斜着打量回荡着音乐声的陌生礼堂，他看到黑沉沉的高大天棚，两边带有焰式拱廊的大厅，后背高高的长条椅，地板吱吱嘎嘎直往下陷的舞台，他猜想这里原先应该是个废弃的教堂。他自己学校的礼堂从前也是座废弃的教堂，他很喜欢在那里排练，因为教堂的穹顶放大了他们幼稚的琴声，突出了音乐的神圣。他在每一个可以揉弦的地方都不放过，竭力晃动他的左手，享受献身般的神圣中那种温柔与洁净。他回想起史美娟出现在后台的样子，她身上的麻葛被面上织着一条字：国营上海第八丝织厂出品。她一点也不遮掩。春天湿润而苍白的阳光透过雨痕斑驳的玻璃窗落在她手上，他看到她的手很灵活，指甲旁边的皮肤长着发红的肉刺，这是一双勤劳的手。此刻，他将她的身影嵌进了一道失修多年的焰式拱门里，就像书中玛斯洛娃在复活节前夜的教堂里遇到聂赫留朵夫的情形一样。
吉迪恍恍惚惚的，回到后台，跟着同学一起返回学校，然后，夹着贴皮的琴匣子回家。他经过襄阳公园，看到初夏的梧桐树梢上方东正教堂陈旧的圆顶。大家都喜欢在梧桐树下照相，以教堂的大小圆顶为背景。其实，东正教堂已经成了工厂的车间。经过它时，能闻到一股机油气味。缺钙的小孩子，仰着苍白的圆脸在树下的草坪里跑来跑去。这是他生活中的公园。母亲管襄阳公园叫杜美公园，这是它四十年代的旧名字。经历了那么动荡的新时代，母亲却还是刻意保持着旧细节，她甚至还保留着当年与父亲约会时的戏票和节目单，那是一张印制拙劣的兰心剧院的节目单，有白俄表演的舞蹈，那是父母*心爱的消遣。那个晚上，看来是她此生的高潮。难得的是，她那时已有预见。
他想着史美娟的声音：“我就在黄浦公园门口等你。”后台从来都是这样乱，带队老师压低嗓子招呼学生，从台上冲下来的人还留着表演时的兴奋，随手将别人拨拉到一边，幕布被掀动了，浮尘四合，台上的歌声在后台回荡，他们的谈话总被打断，因而也变得急促紧凑，心心相印。就在他不得不挤回小提琴合奏的队列里去的*后几分钟，史美娟直接定下了约会地点。
沿着襄阳公园的外墙走回家时，吉迪才真正反应过来，史美娟要他去黄浦公园见面。那可是传说中追求时髦的粗鲁青工谈朋友的地方，是家里地方太小，没地方去的窘迫青年约会的地方，他从未想过自己会与那样的地方有什么联系。他回想史美娟的脸，她扭歪了嘴角，那个笑容显得有些古怪，过于亲昵，或者过于主动。此刻想起来，那几乎就是一张陌生的脸。吉迪有些拿不准自己，他发现自己心里对黄浦公园这个建议有一股说不出的抵触和失望。
不过，星期天一大早吉迪还是出发去了外滩，还特地戴了父亲给的旧手表。在1975年，中学生戴手表，已足以炫耀。父亲将自己用旧的瑞士手表交到他手里的时候，曾说过，一个男人懂得如何炫耀，而不是简单的卖弄，这才算本事。这几年，父亲常常就事论事地讲一些人生警句给他，他只是诺诺，没有搭腔，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场面有些做作。
吉迪乘坐的两厢式电车吱吱扭扭一路响着，经过淮海中路。华亭路口新华书店的玻璃橱窗里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和几本32开的小说书，虽然有大幅宣传画和领袖画像还有彩色皱纸的点缀，陈列着纸张粗劣、种类单一书籍的橱窗，还是难掩萧条。四十年代林森中路上时髦的国泰大戏院仍旧站在现在的淮海中路和茂名路交界的街角上，它如今叫人民电影院。不再喧哗的门口贴着巨幅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广告画。传说这家电影院画电影广告的美工是个个头矮小的老克勒，他画的电影广告有让人心领神会的洋派，却找不到一点把柄，在传说里，他画的上海郊区风景足以与法国的印象派比肩。吉迪的姐姐和母亲晚饭后散步，常常就以到这里来看广告画为目的地。到淮海东路后，木头门板尚未卸下的店铺越来越窄小，虽然行道树还是梧桐，但树干也明显地瘦小下来，失去了淮海中路梧桐森森的租界趣味。这里的空气中也多了一种燃烧着的木头的气味。等车窗里扑进来的气味再次变化成咸腥潮湿，电车在旧大楼的沟壑里拧动着身体，好像一只爬行的蜈蚣。所有的市声都被街道两边的大楼放大了，令人感觉动荡不安，外滩就到了。
吉迪从26路电车终点站走出来，心里仍旧想着史美娟的话。当时，她在嘈杂的人声中说：“我家就在上海大厦后面。”这倒算是一条去黄浦公园的理由。唐吉诃德在贵族小姐窗下弹琴唱歌，他也为史美娟去黄浦公园。
吉迪经过沿江的那一排阴沉的大楼，公园坐落在外滩的尽头，仿佛长句子的一个句号。
吉迪想起了上小学时的经历。从公交公司借来的大客车里塞满了小学生，一个香蕉座上要坐四个小孩。老师坐在司机座后面一只滚烫并隆隆作响的铁皮鼓包上，她身边放着一只灰绿色的茶水桶。茶水桶上面用红漆笔写着学校的名称，这是从男厕所和女厕所中间的桌子上搬来的。参观过外滩以后，他们将要在公园里野餐。
老师的声音又尖又亮，就像李铁梅，她说话的时候也总是把上唇用力压下来，像京戏演员一样逼尖了嗓子。他们的队伍沿着阴沉高大的大楼前的人行道走着，房子的墙上有许多大石头，门楣上有被敲掉了鼻子的石像，阔大的门窗都很神秘地紧闭着。他们在两栋冲天的高楼前停下来，各班聚拢在班主任四周，听他讲解沙逊大厦和中国银行大楼的历史。老师的声音*清晰尖亮，压住了其他的老师。她说，一栋楼比另一栋楼要高六十厘米，因为外国资本家不肯中国人造楼超过他家楼房的高楼。吉迪记得自己仰着头看，可怎么看，都还是中国人造的银行更高些。他心里十分疑惑。然后，他们就来到公园门口。老师让他们一只脚站在大门里面，另一只脚站在大门外面，她要大家感受到两只脚的不同，一只是“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脚，另一只则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脚，这就是新旧社会两重天。然后，大家一起把象征着旧社会的那只脚跨进去，与象征新社会的脚会合。他们班的活动又是全校*有趣的，别班的小孩既嫉妒又讥讽，围着他们起哄，说应该把他们都从两腿之间劈开，不能让旧社会跟着新社会享福。而且，像吉迪这样把左脚代表旧社会，右脚倒可以代表新社会，根本就是反动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吉迪怏怏不乐地回忆着这些，一边穿行在大楼的阴影里。
看到史美娟，吉迪的心咯噔一跳，她正一只脚前，一只脚后地站在公园大门口。她脚上的丁字带黑皮鞋，在一双白袜子的衬托下格外隆重。吉迪似乎想要逃开，但他的脚却加快步伐，载着他的身体向她跑去。
他的肩膀向左面倾斜着，像一架拐弯时的滑翔机。
史美娟将他带到卖门票的窗口前，自己往旁边一闪，示意吉迪买票。她幸福地看到吉迪腕上露出的手表。她心里闪过回忆，那些看上去很有身家的成年男人，就是这样露出腕上的手表，给他们的女人买一张公园门票的。这样的情形，让她这种从公园靠外白渡桥的一小条豁口里爬进去，时常因此被园丁驱赶的小女孩深为羡慕。吉迪脸上也有与他们相似的沉稳，这就是她想都没有想，就定下要到公园里见面的原因。她从小喜欢在公园里混，见识过这里形形色色的人，可她从小就喜欢看那些带着好看女人散步的沉稳男人。在她心里，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穿着皮鞋，戴着手表，见多识广却斯文地闭着薄嘴唇，这才是真正的男人。即使是1967年跳黄浦江自杀，也是这种男人*周正，不像其他人那样弄出很大的动静，死得像唱戏。史美娟曾见过一个端端正正的男人跨过堤岸上的围栏，向江中走去，就像在散步时一样不紧不慢，水渐渐浸没他的肩膀，他的脖子，然后，几乎是突然的，水面上就空了。这个公园里常有人自杀，为什么的都有，她**次看到人这样静默坚决，心中震动。晚上忍不住在饭桌上提起，爹爹酒气熏天地说：“是只模子。”
吉迪腕上的表面上黄渣渣的，是很有来历的样子。史美娟心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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