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报人时代--邵飘萍与《京报》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美国第二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甚至认为自由的报刊应该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到某种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这种“第四种权力”的出现对西方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立的立场、客观的报道为新闻业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判断标准，成为通行的基本新闻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报人的政治地位，也使中国新闻人萌生了做“无冕之王”的职业理想。邵飘萍曾说过，“夫新闻社为社会机关，在社会上有独立之地位，且此种独立地位，与任何国家机关，皆属平等”，这句话说明邵飘萍对新闻传播者的角色权利是有深刻认知的。然而，与其说他是一位在“西风渐进”的时代风云中的职业记者，莫不如说他是集报人、学者和政治家三种角色于一体，有着中国文化背景又被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影响的新闻人。
　　邵飘萍曾呼吁，“吾人既为中国之从事新闻业者，决不能谓闻学之进步须坐待夫新闻业之进步。尤不能谓新闻业之进步，须坐待社会之进步而始进步也”，“新闻业之发达与社会之发达与否，两者处于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些都说明在邵飘萍的新闻观中，除了“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外，他更认为新闻媒介的功效就在于对政府的监督和对社会环境的监测。因此，他主张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通知识之一，中学以上的学校都应开设新闻课程，大学应设立新闻系。
他呼唤新闻自由，对反动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压制，他坚决反抗。他甚至说：“尤有当警告该秘书长者，报纸登载失实，更正亦至平常……岂并世界新闻惯例而丝毫不知，竟动辄以警厅‘严切根究依法办理’腐败官话来相恫吓……苟下次再有此种可怜之事，请恕忙碌，相应不理。”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时代精神的反映。他始终以“探究事实不欺读者”为新闻报道的**信条，在《京报》上自诩“本报刊载新闻向极慎重”，申明“本报不肯随便乱来之态度”可以大白于天下；他强调报纸的指导性，反对所谓的“有闻必录”和“趣味至上”；他的文章以议论见长，但注重用事实说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有着热烈的报国热情和高远志向的新闻记者，却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坚持到底，并要用自己的生命来祭奠理想。中国报人的理想主义情怀，并非邵飘萍独有，准确地说，邵飘萍是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中国报人的代表。在邵飘萍生活的时代，除了谋生之外，相当多数的报人，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还是有着理想化要求的。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接管了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这是倡导“独立、客观、公正”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中国版。上世纪30年代初，胡政之曾说：“办报要有原则，政治是灵魂，对国家社会提不出主张，起不了作用，光是想赚钱，又有什么意义？”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大公报》既坚持了理念，也赚到了足够的钱来维持报纸的运营。和《大公报》相比，倒是那些试图依附于某种势力苟活，或是一味靠迎合受众来获取利润的报纸，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就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