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穿越-走读曾国藩

在之前，当地人对此碑文字的解读是，原同治时期的江西巡抚刘坤一、两江总督曾国藩曾于同治五年(1866)亲临此地祈雨，百姓因感念其德，便将为他们二人上山而修筑的青石小径命名为“曾国藩小道”。询问帅式乾，他今年49岁，“曾国藩小道”之说，是受其祖父、父亲口代相传的，可见由来时间也不短，且是当地村民的普遍认知。但不得不说，同治五年时的曾国藩，是不可能来到此地祈雨的，因为当时他正在围剿捻军的前线，其年谱里该年行迹中没有关于他曾经涉足江西的任何记载。刘坤一是否到过，则还需考证。疑惑之余，我们将碑文逐字解读。起首就是“江西巡抚臣刘坤一奏，为龙神灵应显著，请旨敕加封号，并恳御书匾额，以昭庥况而顺舆情，恭折仰祈圣鉴事”。不难看出，全部碑文系竖排，是仿照奏折式样来刻写的，遇有“皇太后”、“皇上”等字样时，都会另起一行并高出一格，“臣”字也显著小于其他文字。行文语气也很规整，不像是杜撰。碑文中也赫然出现了“大学士、两江总督臣曾国藩”字样，实在令人惊讶。为稳妥起见，我们逐字辨识，并不时讨论，几次三番之后，终于弄清楚了这些碑文的意思。**块碑，写的是这个圣水塘(即所见的圆形水池)及同名寺院的缘起。第二块碑文，则是抄录原江西巡抚刘坤一的一份奏折。其大致意思是，此处水池由来已久，春夏不溢，秋冬不涸。旁有龙王祠，当地百姓相传池中有一种四脚神鱼，是龙王的化身，总于大旱之年出现，视祈雨者对龙王爷之诚意多寡而显灵布雨。此事在府志(当时属南康府)、县志中有记载。同治五年五、六月间，南昌一带大旱。刘坤一曾亲率全城官员祈雨，却无效果，人心为之惶动。遂于七月初，派人前来此处“请”神鱼，鱼刚进城，大雨即倾盆而下。但当时刘坤一并不觉其神奇，而是“犹以为事之偶然也”。直到五年之后的同治十年(1871)五月至六月，江西再次大旱，“复请神鱼”祈雨，又再次连降大雨，遂认为确有“灵应”。刚好朝廷当时有“凡志乘所载庙祀正神，实能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者，请旨敕封”之规定，故为之上奏求封赏。而奏稿中之所以出现了曾国藩的名字，其实是刘坤一为郑重其事，请他联署而已。碑文还显示，此份奏折系安义县优贡生熊子沂于同治十二年(1873)仲夏时节照录。很显然，这篇奏折的内容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相，那就是刘坤一与曾国藩均不曾踏足此山来为百姓祈雨。所谓“曾国藩小道”是刘坤一当年为迎接曾国藩上山而特意修筑，其实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并没有事实根据。但是，这样的说法既然存在久远，显然有其缘由。一方面，本地山民没有能力准确解读碑文，仅凭内中有“刘坤一”、“曾国藩”及数处“祈雨”字样就臆断他们是曾经来过此地，而并没有想到这样的推断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另一方面，这样的冠名也未必不是当地山民淳朴情感的一种寄托，他们或许并不介意这两位名人是否真的到过，而是感念为解决百姓难题而想方设法的良吏。就我们亲自勘察所见，这条“曾国藩小道”尽管因盘山公路的出现而荒废，但确实还能在密林中看到残余的痕迹。路基宽约40～50厘米，靠近山顶的部分已经没有青石板，据说是被山民们撬走用在他处。下山之后，我们又特意找到了这条小路的起始处，亲眼目睹了完好的青石板路，但快要被荒草淹没。显然，这是一条方便人们上山祈雨、求福的小径，却被冠上了一个名人的名字。更有趣的是，他们对这两个叫“曾国藩”、“刘坤一”的人的其他历史并不知晓，更不用说“湘军”是什么概念。而当问起“太平军”，他们脱口而出：“是‘长毛’吗？”这个回答委实让我们暗暗吃惊。“长毛”这个称呼确实存在于晚清时期，但未想到今天的人还如此熟悉。这显然源于口口相传，也源于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那就是，“长毛”很凶……安义县电视台的记者刘文宝向我们介绍，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接到了当地村民帅式乾打去的摇把子电话，声称圣水塘里出现了一种有四个“脚”的小鱼，可能就是当年的“神鱼”。他为此专门赶到现场。亲眼看见这种小鱼长约5～6厘米，背部有黑纹，腹部粉红，接近透明。鱼装在玻璃瓶内，摆放在地。为确保拍摄效果，他还特意在瓶底放了一张白纸加以衬托。照片及报道文字曾发表于《光明日报》及本省报纸，但该报纸存档尚需找寻。而影像资料一时难以从该台资料库中寻得，且也担心时间已有十余年，磁带早已自然损毁。刘文宝甚至说还记得当时用的是松下那款M9000的机器，笨重无比，使他爬山时吃尽苦头。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尽管他嘱咐过山民再有“神鱼”出现时就一定要及时通知，却始终再没有这样的消息传来，看样子“神鱼”已经消失了。但是，仔细思忖之后，我觉得，尽管一时难以找到当时的影像资料，但并不影响这种鱼曾在这个地方真实地存在过的事实。且不说刘文宝、帅式乾当年亲眼目睹过此鱼，刘坤一奏折上的描述便是重要的证据。贵为一省巡抚的湘军后期统帅刘坤一，是不会仅凭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事情去请求敕封的。相反，他在对待这件今天来说很迷信的事情是非常慎重的。同治五年首次派人“请鱼”进城祈雨成功之后，他并没有草率上报，而只是当做偶然现象。直到五年之后，这种“灵验”被再次重复时，他才郑重其事地上奏，为此还特意请两江总督曾国藩联署上奏。以今天的理解，曾国藩应当看过此折，明了其意，才同意添上自己的大名。否则，他或许不会阻止这样的“迷信”举动，但应当不会同意署名。值得注意的是，为这事上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顺应黎明百姓的呼声，照顾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碑文中开篇就指出了当时的一个大背景：“江西兵灾之后。”P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