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华传统美德百字经--全·顾全大局

为大局晁错削藩献身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打败项羽，分封了韩信、英布、彭越等重要将领为王。汉初，被封的异姓王有七人。异姓王的存在，对汉朝中央集权是个严重威胁。为此，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至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的七年中，汉高祖刘邦借口异姓王谋反杀了韩信等四王，张敖被废为列侯，韩王信逃人匈奴，仅存势力*小的衡山王吴芮。随着异姓王的剪除，汉高祖“惩戒亡秦孤立之败”，陆续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并杀白马为盟，立誓日：“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刘邦以为，有了这样的“磐石之宗”，刘家天下就可以固若金汤了。封国的存在，对中央集权必然产生离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诸王势力日益膨胀，他们“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他们掌握着封国内的征收赋税、任免官员、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诸侯王日益骄横，他们“出入拟于天子”，有时连天子之诏也不听，还时刻想举兵夺取帝位。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发生了济北王刘兴居的武装叛乱，开王国武装反抗中央之端。三年后，淮南王刘长又步刘兴居后尘。这两处叛乱虽然都被平定，但是拥有53城的吴王刘濞又在准备反叛。西汉王朝中的有识之士深深感到，同姓王并不可靠，他们试图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尖锐矛盾。文帝时，梁王太傅贾谊递交了著名的《治安策》，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把一些王国分小。但是问题仍未解决。汉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坚决主张削藩。晁错，文帝时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他口才较好，受到太子的赞赏，“太子家号曰‘智囊”’。他数十次上书汉文帝，力主削藩，均未受到汉文帝的重视，其意见也未被采纳。但汉文帝认为晁错有才，迁为中大夫，太子则赞同晁错的削藩建议。太子即位，为汉景帝。汉景帝任晁错为内史，后又迁为御史大夫。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他向景帝上了《削藩策》，明确提出了削藩建议，他主张：“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支郡。”当时，大臣们都不敢对削藩发表不同意见，晁错深刻地认识到诸侯王对汉王朝的离心力和威胁。他认为，像吴王刘濞这样的诸侯王是不会改过自新的。他指出，吴王“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吴王濞夺国家之财源，招诱国家之罪人，准备反叛汉朝廷，所以晁错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对于吴王濞来说，汉景帝削藩，他会立即反叛，这于汉王朝祸害小些；朝廷不削藩，他谋反起兵会迟一些，这于汉朝廷的祸害就更大。晁错建议早削藩，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汉景帝采纳其建议，开始削夺王国的部分土地，划归中央直接管辖。晁错的削藩建议在诸侯王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方面他们非常恐慌，另一方面又十分痛恨晁错。晁错的父亲知道后，从家乡颍川赶到长安城，想规劝晁错。晁错则认为，不削藩“天子不尊，宗备不安”。父亲认为，晁错削藩策的实行，必然导致“刘氏安”，而“晁氏危”。父亲感到，晁错一心为国家筹谋，而不顾及宗姓，即将大祸临头，他不愿见到这种惨局，便服药自尽了。晁错清楚地知道，削藩之策得罪了诸侯王，但是为社稷计，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防止分裂，他坚定地主张削藩而毫不顾及个人的生死和安危。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以诛（晁）错为名”，起兵反叛。汉景帝便同晁错商议出兵镇压七国之乱，晁错认为汉景帝应御驾亲征。这时，反对晁错的袁盎利用单独同汉景帝谈话的机会攻击晁错，要汉景帝“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说只有这样，才可以息兵。汉景帝一时糊涂地以为杀晁错一人，便可止乱。此时，丞相翟青等人又联名攻击晁错，终于使汉景帝错误地处死了晁错。但是，吴楚七国并未因此罢兵，率兵平吴楚之乱的大将邓公对汉景帝说：“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晁）错为名，其意不在（晁）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钳口不敢复言矣。”他还公正地说道：“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汉景帝这时才恍然大悟，悔恨不及。吴楚七国之乱，*后被大将周亚夫平定。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力主削藩，以至被谗遭杀，“世哀其忠”。 故事感悟削藩之策得罪了诸侯王，但为社稷，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防止叛乱，晁错坚定地主张削藩而毫不顾及个人的生死安危。历史证明，晁错的“削藩策”是极有远见的爱国政策，这种政策的中心内容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晁错的行为可敬，精神可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