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明代政治与文化变迁

《名家讲坛：明代政治与文化变迁》：　　唐初以后，孑L庙的礼仪大致完备，从祀制度亦告确立。此后，国家祭孔就成为帝王扶腋、承续“道统”的重要象征。但另一方面，在明清例行性的国家祀典之中，祭孔只是一小部分。天地山川、云雨风雷、岳镇海渎等自然现象的存在，因为其所具有的“超自然”力量而格外受到尊奉。从国家祭祀对象的选择和祭礼的规格来看，圣人的教化和神秘不驯的自然力量，圣道和神道，理性和非理性，同样具有神圣不可轻慢的地位。在我们泛泛地纳入儒家“礼”教传统的这个范畴内，其实蕴含了强烈的超自然的成分。换言之，在明清礼部所经管的祭祀仪典之中，既包括了纯粹仪式性的世俗之礼，也包括了具有神秘宗教意味的泛灵、多神崇拜。　　但在同样的泛灵、多神崇拜之中，还是有所谓合不合“礼”的争辩。官僚学者们往往用不合古礼来批评某些地方性、民间性或由僧道主持的祭祀活动，虽然他们引经据典，大力提倡的古礼，在本质上往往和后者并没有根本的差异。　　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有关北岳祀典的争执，让我们看到官僚士大夫如何为一个严肃的礼制问题进行争辩时，程度不等地透露出各自的宗教取向。　　先是，弘治六年（1493），兵部尚书马文升要求朝廷将岁祭北岳恒山的地点从真定府的曲阳县移到大同府的浑源州。接着，巡抚大同都御史胡来贡也题请改祀北岳于浑源州。礼部奉命对这项提议进行研究。主张迁祀浑源的官员的一个主要依据是，《浑源州志》内有关州南二十里古北岳庙的记载。根据这项记载，这座古北岳庙是陶唐氏所建：“舜时北巡狩至于北岳，值大雪，遥祀之。忽飞一石，坠帝前，名日安王石。乃建庙于大茂山。又五载再巡狩，其石又飞于曲阳，复建庙于曲阳。”洪武十二年（1379），重修古北岳庙碑文中也记载了这段“飞石东迁”的神话。胡来贡等即依据这些记载，要求将北岳祭祀地点从曲阳迁到更古的浑源。　　礼部尚书沈鲤承命调查后，给皇帝上疏，请求将祭祀地点依旧定在曲阳。沈鲤承认胡来贡的请求，“固非无据”，但“载籍虽博，必折中于经传。典礼至重，难轻信乎传闻。”胡来贡等人引用的《虞书》的记载，虽提到祭于恒山，却未提到恒山在什么地方，而沈鲤所引用的典籍和历史，证明“曲阳之祀恒山，又非肇始于五代，盖历二千余年而明裎如一日。诚考据精确，非漫然沿袭也”。所以纯就双方所诉诸的经典权威而言，沈鲤显然认为自己的比对方的更精确。　　沈鲤可以凭典籍证明过去一向是在曲阳祭北岳，主张恒山在浑源的人，却只能依靠地方的州志和碑文，而这些资料中有关“飞石”的传说，即使胡来贡亦“谓其不经”，怎么能够据以改祠？更何况曲阳恒山“孕灵已久”，实在不该轻易毁庙废碑。沈鲤等人*后的结论是：“臣等再三酌议，北岳恒山之神，委应遵依宪典，仍祀于曲阳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