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谁道人间秋已尽.人间词.人间词话(8-9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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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小军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类榜单：文学

分类：文学 > 中国古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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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ISBN：9787020122493
装帧：平装-胶订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开本：890毫米×1240毫米 1/32
页数：200
出版时间：2017-04-01
条形码：9787020122493 ; 978-7-02-012249-3

本书特色

版画插图版古诗词读本

古诗词爱好者的

国学大师名作，读词品句*

内容简介

国学大师名作，读词品句*

《人间词》希求高古纯真，力追唐五代、北宋词，标举词的*境界，试图挽回词坛颓势，重振词体昔日雄风。《人间词话》点评历代词人词作得失，不落窠臼，辨识优劣，深刻独到。本书由著名诗词研究专家编注，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与《人间词》一并予以注解。注释部分，所注不限于诗词文句出处，举凡词人、词集、词话、本事、流派、专用术语、各类掌故、疑难语词等等，逐一出注，间作疏理。解读部分，则介绍作品相关背景，简析作品内蕴与艺术特色，并在相关之处征引各家词论评语，以供读者对照参考。本书为插图版。

前言

一
如果按照南宋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所说，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李白堪称中国位词人，那么，王国维的《人间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是中国词后一位词人。一 如果按照南宋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所说，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李白堪称中国位词人，那么，王国维的《人间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是中国词后一位词人。 李白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为强盛的时代之一。即使经历过社会的动荡，虽然是写离情别绪，李白的词仍有阔大的意境，磅礴的气象，有开拓万世、凌驾天下之势。王国维评李白《忆秦娥》曰：“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人间词话》一）王国维企慕虽高，但他所处的时代，与李白的时代截然不同。清王朝在蒙受一系列的劫难和耻辱后，处于历衰颓朽败的年代，正走向它的终结。不过，从另一方面说，王国维早年所处的时代又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大发现”的时代——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大发现”，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物质文明的“大发现”，中华大地上诸多文物的“大发现”（敦煌莫高窟文物、流沙坠简、甲骨文等）。与其说，数千年衰颓朽败的历史重负对王国维纤弱而敏感的神经有着决定性的刺激作用，毋宁说，世纪之交的“大发现”对王国维有着更多的刺激作用。王国维的诗词创作，连同他的哲学、教育、文学研究，在20世纪之初、新旧时代交替更迭之际，留下了错综复杂而又独特奇妙的印迹。 值得指出的是，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先介绍叔本华、尼采哲学的流学者，先译介歌德、托尔斯泰等文豪作品的流学者，先将西方美学思想引进中国的流学者，也是运用西方近代美学思想评论剖析中国传统小说、戏曲、诗词的人。他一度激烈批评孔子政治思想“为君主封建专制主义，专尚保守”（《孔子之学说》），抨击“教权专制”和“家长制度之严峻专制”（《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积极介绍西方教育思想与文学经典作品，呼吁兼通世界学术，强调学术研究自由。他早在“五四”之前就为新文化运动留下了伏笔，无愧为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从另一个角度看，王国维又是中国古代文化道统坚定的维护者和严谨的总结者，数千年历史旧债与人间罪恶的负荷者与殉道者。他评南唐李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人间词话》一八），可谓夫子自道。他的诗词作品与美学论著卓越不凡，而又富有特定时代的典型意义和象征意义。他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上的煊赫成就堪称现代国学研究的开山，为万千后学树立了不朽的典范。诚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指出的那样： 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二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庵），一字伯隅，号观堂、永观，亦号人间。清光绪三年丁丑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海宁盐官。盐官是观赏钱江潮的胜地，喷涌激射的钱江大潮常令王国维回肠荡气，兴发人生跌宕与历史兴衰的感慨，《人间词》中“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蝶恋花》），“人间孤愤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虞美人》），即可见一斑。 王国维祖上原籍开封，其远祖王禀在靖康元年（1126）统兵与金人作战时兵败自尽，为国殉节，被朝廷追封为安化郡王。王禀之孙王沆扈从宋高宗南渡至浙江，后定居盐官，世为农商，至王国维父亲王乃誉（1847—1906），为安化郡王32世裔孙。王乃誉早年弃学经商，并任溧阳县令幕僚多年，精通书画、诗文。王国维4岁时，母亲凌氏去世，他自幼失怙，身体羸弱，养成了忧郁寡欢的性格。9岁时，父亲续娶叶氏，不久辞职返家，以课子自娱。王国维自7岁入私塾，至16岁考取秀才，一直接受老式教育。直到18岁（甲午战争爆发那年）考入杭州崇文书院学习，受到西方文化和改良主义思潮影响，开始留意“新学”，向往留洋游学。虽在父亲催逼下前后参加过几次科举考试，但因不屑于受八股时文束缚，无心恋考，甚至“不终场而归”（赵万里《王国维年谱》引陈守谦祭文）。 1896年１1月，王国维（20岁）娶海宁商人莫寅生孙女莫氏（23岁）为妻。莫氏贤惠能干，夫妻感情甚笃。但两人恩爱厮守的生活并未持续多久。1898年（戊戌年）正月，王国维满怀理想，踏上去上海的征途，此后十年他漂泊在外，与莫氏聚少离多。王国维后来在《人间词》中时常感伤：“人间耽离别”（《蝶恋花》），“人间只有相思分”（《蝶恋花》），“思量只有人间，年年征路，纵有恨都无啼处”（《祝英台近》）。 22岁的王国维来到上海后，进入《时务报》馆，任书记员、校对之职。工作之馀，他到东文学社学习日文，由此结识了东文学社创办人罗振玉（1866—1940）。罗振玉偶然看到王国维题于同学扇面上的一首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深感此诗吐属非凡，从此对王国维刮目相看，甚为器重。这年夏天，因为学习过于辛劳，王国维患上“鹤膝风”（结核性关节炎），行走困难，被迫返回海宁疗养。是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遇害，在海宁的王国维闻讯后极为不平，“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王乃誉《日记》）。变法失败，也导致《时务报》停刊。亏得罗振玉聘王国维担任东文学社庶务，使他仍可半工半读，继续在东文学社学习日语、英语和数理化，直至1900年庚子事变后学社解散。其间，王国维偶然在日本教师田冈佐代治那里，发现康德、叔本华哲学，引起他对西洋哲学的极大兴趣。 1901年初春，王国维得到罗振玉资助，终于前往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他昼习英语，夜攻数学，而对于清朝留学生的反清活动则颇不以为然。因为学习非常辛苦，王国维旧病复发，不得已于当年夏天回国。王国维回到上海后，协助罗振玉主编《教育世界》。王国维哲学、文学、教育方面的不少撰述，都由该杂志刊行。 1903年正月，经罗振玉推荐，王国维至南通通州师范学校任教，为期一年（次年春因病返海宁疗养），讲授伦理学、心理学、国文。教学之暇，徜徉山水，吟诗撰文，尤潜心于研读叔本华哲学。为了读懂哲学原著，王国维刻苦自学德文。他读康德的《纯理批评》，苦于难以理解；改读叔本华《意志及表象之世界》，却被叔氏精深的思想和锐利的文笔所倾倒。用他自己话说，这两年里“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三十自序（一）》）。1904年夏，王国维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根基亦全在叔本华哲学。之后返读康德之书，窒碍渐少。 1904年秋，王国维随罗振玉赴苏州，在江苏师范学堂任教，主讲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执教一年多。这一时期，王国维研究哲学而困惑益多，兴趣因而有所转移。其《三十自序（二）》称：“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之烦闷也。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此处所谓“移于文学”，主要指填词与词学研究。王国维一生填词115首，其中绝大部分作品——《人间词》甲乙稿作于1904—1907年数年间,而《人间词话》亦作于1908年前。 1905年底，罗振玉因遭江苏教育会会长张謇等人攻击，愤而辞去江苏师范学堂监督职务，王国维亦随之辞职，并作《蝶恋花》（莫斗婵娟）、《虞美人》（纷纷谣诼）二词，为不平之鸣。1906年初春，罗振玉奉清政府学部尚书荣庆奏调，入为学部参事，王国维随行赴京。同年4月，王国维《人间词甲稿》发表于《教育世界》。7月，父亲王乃誉去世，王国维返回海宁奔丧，守孝至次年3月返京。回京后，经罗振玉推荐，王国维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充学部图书馆编译局编译。 1907年夏，妻子莫氏病危，王国维闻讯自京返回海宁，居十日，莫氏去世，年仅34岁。王国维极为伤痛，作悼亡词多首。十月，《人间词乙稿》发表于《教育世界》，因“新丧偶，故其词益苍凉激越”（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1908年1月，继母叶氏病逝，王国维返回海宁奔丧。3月，由莫太夫人主媒，王国维续娶潘氏。4月，携家眷返京。同年，《人间词话》开始连载于《国粹学报》；同时，完成《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等。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王国维携家眷随罗振玉逃往日本，寄居京都郊区田中村，从此以“胜朝遗老”处世，在学术上转而致力于甲骨文、金文、汉简与史学研究，著述甚富。1916年，应上海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回上海，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讲授经学，并继续从事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等研究，数年间成就卓著。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1923年，经大学士升允举荐，王国维与杨钟羲、景方昶、温宿等，奉清逊帝溥仪谕旨，“在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年，冯玉祥率国民军进京，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数度欲投御河自尽，因家人阻拦而未果。1925年，王国维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仪礼》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吴宓等导师共事。 1926年，王国维长子潜明病逝，年仅27岁。随后，亲家罗振玉又与王国维绝交。1927年初，王国维赴天津觐见溥仪，见那里欢乐如常，极为忧愤，回京后竟至咯血。同年6月2日，在国民革命军节节北上之时，王国维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中外学人痛惜不已。关于王国维的死因，或云殉清，或云罗氏所逼，或云病痛折磨，诸说纷纭，而以陈寅恪《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铭》所论为通达：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三 王国维是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词创作的，却有极大的雄心和企图。《人间词话》（删稿四六）云： 樊抗夫谓余词如《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百尺高楼”、“春到临春”等阕，凿空而道，开词家未有之境。余自谓才不若古人，但于力争义处，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 王国维《三十自序（二）》又说： 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 赵万里阐发老师这段话时说：“此言也，或以为自视过高。然细读先生之词，有清真之绵密，而去其纤逸；有稼轩、后村之闳丽，而去其率真。其意境之高超，惟万年少、纳兰容若差可比拟，馀子碌碌，实不足以当先生一二词也。”（《王静安先生年谱》） 王国维比较通透地把握住了词的特质：“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删稿》一三）传统意义上的词，以写幽情逸志为主，以精致描绘擅胜，以韵味悠远见长。苏轼、辛弃疾一派，以诗文入词，突破词的局限，拓展词的疆域，大声镗鞳，豪迈绝伦。然旧时论者多以苏、辛词为词之“旁宗”“变体”，而非词之“正宗” “本色”。后人无苏、辛之胸襟才学而学其词，多流为粗率叫嚣（参《人间词话》四三至四五）。 王国维《人间词》突出的一点，即在于能以“正宗”之体，借“要眇宜修”之笔，“用诗人之眼”（而非政治家之眼），透过丰富的意境，熨帖自然地写出晚清时代之人间世态，真挚地表现阴暗人间的一抹理想亮色，沉痛地展示人间纷浊与理想幻灭。虽然王国维提出“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人间词话删稿》四七），他却在《人间词》的创作实践中，写出了一系列“本色”的抚时感事的力作。这与词人早年比较积极的人生态度有关，也与他《人间词》的创作宗旨相吻合。王国维词集与词话之所以用“人间”命名，固然是因为其词中“人间”二字屡见，但其根本原因，正如王国维自己所说：此时“人生之问题，日复往于吾前”（《三十自序（一）》），而“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屈子文学之精神》），莎士比（亚）作品“皆描写客观之自然与客观之人间”（《莎士比传》）。试看王国维1906年春创作的《人月圆》（梅）： 天公应自嫌寥落，随意著幽花。月中霜里，数枝临水，水底横斜。萧然四顾，疏林远渚，寂寞天涯。一声鹤唳，殷勤唤起，大地清华。 当时清政府正施行“新政”，包括尝试君主立宪、筹饷练兵、振兴实业、废除科举、兴办新式教育等等，即将随罗振玉赴京至学部任职的王国维，以满腔的热忱和希望写下这首词，词中的梅花一反孤芳自赏、顾影自怜、远离尘嚣的姿态，而以博大的胸怀，殷勤热切地期盼大地春回，水木清华，以打破眼前万木萧条、天地岑寂的景象。词人借传统的梅花形象表现出崭新的理想色彩，透露出改变现实的强烈渴望。类似的黑暗中的亮光，绝望中的希望，在《人间词》中并不少见。例如《蝶恋花》： 谁道人间秋已尽？衰柳毵毵，尚弄鹅黄影。落日疏林光炯炯，不辞立尽西楼暝。万点栖鸦浑未定，潋滟金波，又幂青松顶。何处江南无此景，只愁没个闲人领。 即使是凋敝的晚秋时节，日落西山，昏鸦万点，在词人眼中仍可有无限生机：枯柳仿佛春柳的鹅黄，夕阳明亮的色调，月光如金波流转，无不让人沉醉，就连尚未安静下来的群鸦也显示出一种特殊的生气。 当然，王国维对现实的观照是客观的。现实是冷酷的，理想是脆弱的，而理想与现实又是相伴而生的。《鹧鸪天》：“从醉里，忆平生，可怜心事太峥嵘。更堪此夜西楼梦，摘得星辰满袖行。”清楚地反映出词人冲天壮志与冷酷现实的矛盾。又如《蝶恋花》： 窣地重帘围画省，帘外红墙，高与青天并。开尽隔墙桃与杏，人间望眼何由骋？举首忽惊明月冷，月里依稀，认得山河影。问取嫦娥浑未肯，相携素手阆风顶。 满怀理想的词人来到京城后，目睹官场帘幕重重、红墙高耸的闭塞的环境，与墙外桃杏竞放、春意盎然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反差。失望郁闷之馀，词人只能借助想像，请求嫦娥提携飞天，来摆脱这种闭塞的环境，但嫦娥的拒绝打消了词人的幻想。在《浣溪沙》中，词人对京城的污浊和官场的险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以致一度产生了返乡的念头： 七月西风动地吹，黄埃和叶满城飞，征人一日换缁衣。金马岂真堪避世？海鸥应是未忘机，故人今有问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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