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自编集－木片集

复辟避难的回忆

　　世人常说，老年人喜欢回忆旧事，既然大家多是这么说，当然有一定的真实性。可是在我个人说来，却未必真是如此。我回顾过去的六十多年，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时节，单举出荦荦大者来说，前清甲申（一八八四）的中法之战，甲午（一八九四）的中日之战，接着是庚子（一九○○）的义和团事件，吃了帝国主义者很大的亏。国内的事有辛亥（一九一一）革命后的不安和洪宪帝制事件，北洋政府的争权，酿成张勋复辟以及一联串的皖直奉直之战，都是在北京一带发动的。这些事件都已过去了，现在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一样都没有碰到，这是很幸运的，我们只有羡慕他们，对于自己不愉快的经验毫无可以留恋的地方。不过从别方面来说，知道一点也并不是全无用处的，特别是对于没有经验过这些事情的青年们。我于一九一七年来到北京，那洪宪的一幕已经过去，就我所知道的事情来说，只好从张勋的复辟说起了。

　　我于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的四月来到北京，正是黎元洪当大总统，段祺瑞当国务总理，摩擦得很厉害的时候，各省的督军都同段是一气的，出来说话给他撑腰，由江苏的张勋和安徽的倪嗣冲为头，开了督军团会议，而且这班军阀逐渐由徐州来到天津，末了张勋终于带了他的辫子兵入驻北京了。本来我们坐火车路过徐州，看见车站上拖了辫子扛着枪的兵便觉得恐怖，现在却开到北京来了，就驻扎在天坛里。我那时是在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事，有一天特地跑去找校长蔡孑民，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他也不说好坏，只简单明了的回答，只要不复辟，他总是不走的。这话的预兆虽然不大好，但多少总给了我们一点安心。这记得是六月二十六日的事情。

　　七月一日是星期日，因为是夏天，鲁迅起来得相当的早，预备往琉璃厂去。给我们做事的会馆长班的儿子进来说道，外边都挂了龙旗了。这本来并不是意外的事，但听到了的时候大家感到满身的不愉快。当时日记上没有记得详细，但是有一节云：“晚饮酒大醉，吃醉鱼干，铭伯先生所送也。”这里可以看见烦闷的情形。鲁迅的有些教育界的朋友*初打算走避，有的想南下，有的想往天津，但是三四天里军阀中间发生分裂，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看来复辟消灭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既然没有资力迁移，所以只好在北京坐等了。

　　段派李长泰的一师兵逐渐逼近北京，辫子兵并不接战，只向城里退，结果是集中在外城天坛和内城南河沿张勋的住宅附近一带。从六日起城内的人开始往来逃难，怕的不是巷战的波及，实在还是怕辫子兵的抢劫罢了。我们也于七日由会馆搬往东城，日记上记的很简单，略抄录数项如下：

　　“七日晴，上午有飞机掷弹于宫城。十二时同大哥移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新华饭店。”

　　“九日阴，夜店中人警备，云闻枪声。”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枪炮声，下午二时顷止，闻天坛诸处皆下，复辟之事凡十一日而了矣。晚同大哥至义兴局吃饭，以店中居奇也。”案义兴局系齐寿山君家所开的店铺，在东裱褙胡同。鲁迅日记第六册同日所记可供比较参考：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战声甚烈，午后二时许止，事平，但多谣言耳。觅食甚难，晚同王华祝，张仲苏及二弟住义兴局，觅齐寿山，得一餐。”至十四日，遂由新华饭店复搬回会馆来了。

　　那一天里枪炮声很是猛烈，足足放了十小时，但很奇怪的是，死伤却是意外的稀少，谣言传闻说都是朝天放的，死的若干人可能都是由于流弹。东安门三座门在未拆除之前，还留下一点战迹，在它的西面有些弹痕，乃是从南河沿的张公馆向着东南打过来的。烧残的张公馆首先毁去，东安门近年也已拆去，于是这复辟一役的遗迹就什么都已看不到了。

　　语丝的回忆

　　说起《语丝》，于今已经隔了三十多年的光阴，在中年的人听来，已有生疏之感，更不要说少年的朋友了。但是提及鲁迅与“正人君子”的斗争，却以这为根据地，所以一说它的历史，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吧。

　　“五四”原是学生的爱国政治运动，由大学生开始，渐及中小学，末了影响及于工商界，要罢市罢工表示援助，这才算顺利成功，没有什么牺牲。这件事表面上是结束了，影响却是很广大，浸渗得很深，接着兴起了所谓新文化运动，这名称不算怎么不恰当，因为它在文化上表现出来，也得到不小的结果。这以前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差不多是孤军奋斗，到了五四以后才成为“接力战”的状态，气势便雄厚起来了。《语丝》乃是其中的一支队伍，可是要说它成立的缘因，却非得从《晨报副刊》讲起不可。

　　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的前后，有好些讲《语丝》的文章发表，就我所见到的来说，写得*好的要算章川岛，孙伏园，他们都是参与这刊物发刊的事的。《晨报》本来是研究系的政党机关报，但是五四时期也相当援助这个运动；孙伏园因罗家伦关系进了《国民公报》，后转入晨报社，主管第五版，登载些随感杂文，鲁迅也时常投稿，很有点新气象。孙伏园后来主编新增的副刊，益得发挥他的编辑手段，声价日增，鲁迅有名的《阿Q正传》，就是在那上边上发表的。可是后来孙伏园被排斥去职，由陈源的友人徐志摩继任，于是《晨报副刊》全然改换了一副面目，差不多成为《现代评论》的日刊了。

　　孙伏园失了职业，于他固然很是困难，但不久由邵飘萍请去，担任《京报副刊》的编辑。可是以前在《晨报副刊》写文章的人终有点不平，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小刊物，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查日记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项下云：“下午至东安市场开成北号楼上，同玄同，伏园，川岛，绍原，颉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版，晚八时散。”十一月十六日项下云：“下午至市场赴语丝社茶会，至晚饭后始散。”那一天是星期，可见后来《语丝》是改在星期出版了。同人中本来还有刘半农，林语堂，俞平伯等人，那一天不知何以不见。记得刊物的名字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不是原就有那一句话，乃随便用手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这一个故事，大概那天与会的人都还能记得。至于**期上的发刊词，系大家叫我代拟，因为本来说不出一个什么一定的宗旨，所以只好说得那么笼统，但大体上也还是适合的。到后来和《现代评论》打架的时候，《语丝》举出两句口号来：“用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也还是同样的意思，不过针对《现代评论》的接受官方津贴，话里有刺罢了。

　　《语丝》的文章古今并谈，庄谐杂出，大旨总是反封建的，但是等到陈源等以“正人君子”的资格出现，在《现代评论》上大说其“闲话”，引起鲁迅的反击，《语丝》上这才真正生了气，所以回忆《语丝》这与“女师大事件”是有点分不开的，虽然后来在国民党所谓清党时期也很用了一点气力。陈源的文章说俏皮话的确有点工夫，就只可惜使用在斜路上，为了替代表封建势力的女校长说话，由俏皮而进于刻薄卑劣，实在够得上“叭儿狗”的称呼，但是如果不是鲁迅的这枝刚强有力的笔，实在也不容易打倒他。我自己就曾经吃过一个小亏。有一次陈源对有些人说，现今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句话由在场的张定璜传给了我们，在《语丝》上揭露了出来，陈源急了，在《现代评论》上逼我声明这话来源，本来是要据实声明，可是张定璜竭力央求，不得不中止了，答复说出自传闻，等于认错，给陈源逃过关了。张定璜与“正人君子”本来有交情，有一个时期我也由他的中介与“东吉祥”诸君打过交道，他又两面拉拢，鲁迅曾有一时和他合编过《国民新报》的副刊，也不免受了利用。上边所说的声明事件，川岛前后与闻，在张定璜不肯负责证明陈源的话的时候，川岛很是愤慨，那时语丝社在什刹海会贤堂聚会，他就要当场揭穿，经我劝止，为了顾全同事的面子，结果还是自己吃了亏。女师大事件也是一个大事情，多少有些记忆，但是参与的人现在健在，比我更知道得多，也更可信，所以我还是以藏拙为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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