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6辑)

贺涛所读新译之书，颇留意译著的文辞，如“为吾父读迈尔《通史》毕。同学诸君多代吾读之……迈尔《通史》颇雅驯，山西大学堂译本，译自英文，无不词之语，历史课本之佳者”。而上所列引文中，对严复、林琴南、吴闽生的译笔多有褒奖之意，这自然是古文家惺惺相惜的评语。包括林译小说以及《马丁休脱侦探案》在内的阅读，当然可视为消遣性阅读；而时务书报的阅读，有更重要的读书致用目的：
吾父命书院诸君分三班，为诵一切书报。日召五六人，半日即退，三日而复始。今为**日，读《昌黎集》，明日读时务书，后日读《续古文词类纂》所录《湘军志》。自岁十月以来，已读《公法总论》、《中外交涉类核表》、《万国公法》、《中国古世公法》、《陆地战例新选》五种矣。自吾父都讲信都，以古文义法授学者，而必传之以世务，使稍通中外之故，湘帆（赵衡）以吾父所以为教者，施诸深州。州人士之知新学，湘帆启之也。
贺涛及赵衡等已经在书院讲学中，将新学融入到书院生徒的日常习读内容之中，与传统的古文经典在同一系列之中。课程内容的接纳与变化，也为北方桐城派的发展及在民国初年的转型，做了积极的铺垫。而从贺涛的阅读范围来看，桐城派发展的丰富与复杂程度，并不是线条勾勒所能涵盖的。
关于桐城派文家对经典的阅读、批点以及对批点的过录，笔者曾就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中所记录诸多信息予以整合分析，以为这一细读经典的传统可反映桐城派形成的机制和文学特质。桐城派的著述中编选、批点著述相当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