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中的民主

　　这场遍及世界的运动很明显是朝向自由民主的程序去的。然而，转型社会里，必得有社会与文化的前提，才可以支持参与制或代议制民主的进程吗？培育一种能够体现公民能力（civiccompetence）和民主效能（democraticempowerment）的文化，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消除后共产主义社会和那些饱受内（外）战之苦的社会中许多地区存在的疏离感吗？在后共产主义社会，紧随着强大的国家干预力量而来的社会运动和市民社会的价值观，能够填补国家退出之后的真空吗？在从前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总的趋向是缺少那种以直接参与的和志愿的方式对公民身份、对共同体加以界定的非政府网络和市民社会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后共产主义的社会不存在市民社会的传统，也不意味着这个传统在它与国家、与一党体制的关系中长年受到压制，噤若寒蝉。事实上，在冷战时期，市民社会在许多场合都代表了一种反对的媒介，而现在它作为公民身份的组成部分，以一种与国家更为和谐的关系被重新发现了。
　　不过，在那些长期以来市民社会与国家一直是一种负面关系的地方，仅仅有选举，有一部宪法，以及其他这类体系严密的机制，未必便会创生出民主文化。自下而上的私人协会、地方民主和市民社会是经过长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演化而来的，在这类行为受到抑制的社会里，未必能抓住实现自由和自由民主制度的机遇，因为人们要学习（或重新学习）公民的主动行动（civicactivism）与所承担责任的规范。同样地，一种近似于威斯敏斯特式民主模型的“忠诚的反对派”传统也未必会存在。在后冲突社会和从前的殖民地，反对派通常所植根的传统，是一种宪法外的（有时是暴力的）行动方式。有些情况下，反对是以街头示威甚至骚乱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接近于反宪法的立场了。它对于新兴民主政治的巩固构成了障碍，这种巩固是需要政府和反对派双方的支持的。在转型社会里，公共政治未必总是反映温和的潮流——它也会反映极端的潮流。在这种场合，程序和社会规范的规范化——按照菲力普·施密特（PhilippeSchmitter）关于民主政治之巩固的概念（第二章），就是把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都制度化一一是基本的挑战。
　　很显然，相互竞争的议程使后共产主义和后冲突的社会陷入困境。这里有一个矛盾：通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途径通常可以并行不悖，然而经济转型中的不安全感会对新兴的民主结构造成威胁和扭曲。当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得逐渐倾向于后者时，对有效的公共管理的需求依然在增长。这时期，在许多方面，市场的暴政看来比国家的暴政还要强大。此外，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也变得倾向于后者了。在转型社会，政治自由和社会福利必须与得到安全与经济发展保持平衡，而国家在这种平衡中的角色是有争议的：它既能够滋养公共的对话，对转型的各种形态加以组织，同时也是各种相互竞争的国内国际利益之间的交易场。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弗雷德里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命题往往是通往繁荣和发展的引路明灯，但以这种方法获得的经济收益并不会均匀地流淌出来。公共制度结构角色弱化，不均衡的经济发展，在许多国家，并无助于社会凝聚力和公民联合体的巩固。此外，自由民主政治的基本信条——了解情况并积极主动的公民，现代政党体制和忠诚的反对派——生根的过程非常缓慢。米哈利·西麦（MihálySimai）在他的“民主化进程和市场”里（第八章），对东欧和中欧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这些紧张关系作了研究，将它众多虚弱之处揭示了出来。
　　由此，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因素要回溯到更早、更有安全感的时期，回溯到至少提供了一些安全感的家长制指令经济中。可以指出，在1996年俄罗斯全国选举中有许多选民倾向于共产党，这是向民主与市场共生性的转型过程中固有的不确定性造成的结果。进一步延伸，民主会促成不稳定甚至是极端倾向，相似的例子可以从欧洲在两次战争期间的动荡中找到。在转型的背景下，还必须保持城市与乡村社会的平衡。经济与政治转型对社会的影响是，它以牺牲乡村为代价，加深了城乡的分裂。这不仅无助于社会凝聚力或者是财富的共享，还会加剧乡村生活的疏离与复归。现代化的后果——民主即是它的一个完整的组成部分——不是对社会的所有部分都有益的。
　　在生活的许多领域，我们关于政治空间的概念对于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封闭场所的观念是一种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民主日渐成为一个超出国内政治的概念，部分地成为思想与交往全球化趋向的一个条件。人们坚信民主的传播将有助于国际和平与稳定，此外，人们还相信，人权的国际化，“良治”的观念，都使民主成为一个可以在国际关系中合理存在的问题。这一种演化，可以说超出了以国家为单位的威斯特伐利亚式国际社会概念的范围：赋予主权国家以合法性的古典准则没有对国内的治理状况提供任何说明。后冷战时期多边主义的语言常常反映出人们对于一往无前地向民主进军（甚而可以说是一场十字军运动）的信念，似乎它是一项普遍的人类权利。有些团体把这场十字军运动看作是西方一项具有种族优越感和家长制色彩的——也许还是傲慢自大的——计划，隐含着操纵的企图，因而予以拒绝。这一点让人想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说的“白种人的负担”（White man'sburden），以自负的优越感去担负教化的使命。非西方的意见明确表达了对于这种种附着在“良治”与民主观念上的于涉主义意涵的关注，尤其在它们被视为实际干预或干涉的前提的时候。猪口孝（TakashiInoguchi）所写的一章（第十一章），通过分析“亚洲式”的规范与价值，对民主的文化维度作了研究，不过他对东西文化二分法及其在民主问题上应用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这场论战有可能使民主的辩论受到扭曲。因此，关键是要承认，除了某些*低限度的民主标准以外，存在着不同的、甚而是多样的民主模型，它们的价值是同等的。一个社会要能够合理地称为民主制，必须具有某些普遍的、根本的准则，它们建立在基本的人性需要和愿望的基础上。可是，权利、价值和治理不可避免地反映着每个社会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进程。因此，国家的主权不只是法律的建构，而且还是共同体愿望的表达，即使出于道德理由也应该爱到尊重。社群主义的命题是对全球化力量和普世化的人权观念的一种重要的平衡。世界并非完全同质的，民主的辩论〔一如约翰·基思（John Keane）在第十四章注意到的〕必须体现文化的相对性。民主必须在当地的条件下发端，并服务于当地的条件；没有一个包容一切的、普适的模型。同时，文化相对性也不应该成为一个规范性的障碍，国家用它来作为屏障，否定民主或者否定基本人权。无疑，应该找到一种平衡，它既包含了社群主义者所直觉到的所有社会与文化都可以寻找自己的民主概念的观点，也包含世界主义者对人类无论在何处都渴望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