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人文理想

　　学者以文载道，顿天下向善，一片安然！德与言，志与诗，道与文融为一体，开通民智，启迪善生，为孔子以降历代中外思想哲学家所关注，并从古今东西的高智善存者中辨别德与道，辞章与器识，历史与规律息息相关。比如周郭颐的“文以载道”说：“美则爱，爱则传焉！”又如孔子“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之旨。就算是极喜作诗的邵雍，也有“曲尽人情莫若诗”之赞，以诗歌来反映天地万物自得其间的和乐心境。二子以道为本，程颐提作文莫害道，伊川以志意之端肃为重，强调道毁于无实花俏之蔽，朱熹主张“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无不是往圣先贤的智明圣愿。　　然道者何？两宋道学视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的生息与流变、秩序与结构，无不为本源之“道”，大全之“理”所统摄和贯注；虽然道与器、理与事并非截然二分，而是一种“即”的关系，不过其间仍有主导与配合之别，主导即道之根本，配合即象之肤面世象。从更深远的背景看，在先秦儒、道思想中即以奠定此理路。“君子不器”，为士人立身品次之所在与自我提升之所向。“君子务本”，“先立乎其大者”，纵要求士人坚实立定与现实世界之本源，闻价值秩序之发端，方可顺遂地通达由此展开出来的各种道之层次变化，这也就是朱熹所说的道是本，器是末，道不离器；理是本，气是末，理在气中；性是未发之体，情是已发之用，心统性情，道统性理。这样的文以载道精神，是从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到陆游、辛弃疾等历代学人所共通，也是从“二程”到陆象山所共通。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自觉、自尊与自重的文道之魂，在朱熹学说中屡有闪现，力求从人的气象与格调上去打通道与文、性与体的载道之美。　　那么，文以载道，我们终究要载的是什么？以彼之见，道之折射人类社会，即趋善从流，文明有序，安全存在之必然。人自身无是非，乃天赋本性之需求，实规律使然谓安全有序存在。然后天因素之侵扰，加增人人各异之变化，环境之影响，是非善恶之多寡，呈现善恶美丑之意念，遂变万事万物之变化，世象万千。如是，一人善念旺盛必伏恶念之咒，反之亦然。然学道通道之人，明规律之真貌，析善恶之精髓，通是非之明理，则可将善念发挥极致，压恶念无发挥之时机。　　往代圣哲，给善良二字下定义尝说“善良是万物之所追求”，西方狄耀尼亦在《天主诸名论》中说：“万物之所欲，在得善良和至善。”故中国《孟》、《墨》也言：“可欲之谓善。”万物固有恒性，恒性即遵循规律而存，如动物吃饱不杀生，植物长成不扩散，河水有道不泛滥，山峰有绿不垮塌之理。万物之依规律存在，始安全有序存在，正如佛教倡导人类要戒掉“贪嗔痴恨憎”一般，依善性而存，不从恶念之断。但凡如恶念滋，结果是动物疯狂杀生，植物肆意泛滥，河水任意扩散，山峰随意垮塌，环境必遭毁灭，万物必临灾难。　　西方天主上智，主张随物的本性，配给所需。这也是很多西方信徒在用餐前和使用万物时为何要祈祷的原始，即感谢天主赐予食物和万物至我们眼前，这也可以理解基督教友之间为何其乐融融，心怀感恩，不滥杀滥用无度。因此他们在这一刻，善念主导，精神升华，忘却世俗，故能上智的聚谈，不含苦津，上智的同居，不生厌烦，却有喜乐欢愉。但若离开这一刻，回到现实，回到俗人尘世，他们又将面临俗人尘世般的喜怒哀乐之中，唯心底一念，惠泽心田，教友重聚，心田打开，善泉奔涌，悦愉眉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