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与广东改革开放

　　任仲夷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从大局出发提出的经济调整方针；另一方面根据中央赋予本省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坚持发展生产和对外搞活。任仲夷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要“以调整为中心，安排广东省的经济工作，继续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进一步搞好特区建设，把经济调整和实行特殊政策统一起来，把‘集中’和‘搞活’统一起来，把‘退后’和‘前进’统一起来”。　　1980年，广东省工商局出台全国**个鼓励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1981年上半年，老百姓上街，还用46种票证，连香烟、火柴也要票，任仲夷经过调查后，按照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在全国率先进行购销改革。之后，广东街市的商品开始琳琅满目……　　解放思想，从雇工事件到包产到户　　1981年，一个叫陈志雄的农民，把偌大个岭南，搅得天旋地转。那时候，任仲夷来到广东刚刚半年。事情的起因，是源于《人民日报》1981年5月29日的一篇文章《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时间，全国刷地-下把目光聚焦广东，各种声音嘈杂得能把广东吃了的阵势。而争论的焦点就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　　陈志雄就被时代推上了风头浪尖，当然，真正在浊浪中被冲击的是任仲夷。　　在登出**篇文章后，《人民日报》又开辟了专栏，就《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展开讨论，至当年8月30日，历时3个月，共发表20余篇讨论文章，*后以发表北京读者佘大奴、黄克义题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对陈志雄承包有争论的两个问题的看法》的文章，作为讨论总结。该文对“能不能跨队承包”问题，作了肯定回答。对于“陈志雄雇工算不算剥削”，认为“陈志雄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的表现，是无可非议的”。　　任仲夷当时是坚决支持这种承包方式的。事情到此，本该风平浪静，皆大圆满。然而，接下来广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却认为陈志雄的大户承包已经不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经营，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经营，其资本主义性质是明显的。新华社记者随即以《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为题，于1982年1月17日登在《国内动态清样》上。这-下，小小陈志雄再次惊动了中央。有位中央领导专门来信说：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广东省委考虑。为此，任仲夷专门责成省委领导班子跟进事件，并形成了一份专门的情况报告，对此加以说明。　　自始至终，任仲夷对农村雇工经营未作出任何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的做法，更未向“全省通报”，未对全省专业大户承包经营和农村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带来任何负面影响。相反，他挺直脊梁，赴汤蹈火，为广东改革开路。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而农村改革则从“包产到户”突破。因此，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如何，是检验对中国改革态度的一块试金石。实践证明，任仲夷经受得起这个检验，他是全国*先支持“包产到户”的省委**书记之一。万里后来说，原来中央决定中有不要包产到户的规定，我们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作“违纪”、“违法”。而且，当时反对包产到户的人手里有权，他不同意你就干不成。因此，耀邦同志接受我的建议，于1980年9月为此召开省委**书记座谈会。我在会上说，我的意思是想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或“支持包产到户”。但是，会上争论很激烈，看来通不过。和我一起公开赞成“包产到户”比较突出的人物，一个是贵州的池必卿，一个是内蒙古的周惠，一个就是辽宁的任仲夷，这是少数；多数表示沉默，有的还坚决反对。　　任仲夷调任广东省委**书记仅3个月，他在召开的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作总结讲话，用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增产增收、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等大量事实，说明农村形势的主流是好的，党同农民的关系密切了。强调已实行“双包”的地方，都是符合群众意愿的，就不要改过来了。任仲夷的这一席话，为“包”字之争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