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传-7

　　《传记文学丛书：立传（7）》：　　　　“向工人阶级学习”，这七个字在今天已经不常用了，年轻人也许会感到陌生。但在我的中学生时代，这是一句流行语，自从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以后，我们常常把它挂在嘴边，时不时就会派上用场。每当工宣队的老师傅在班级里做报告、或者忆苦思甜教育的时候，有两句口号会不断盘旋在教室里或者会场上，一句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另一句就是“向工人阶级学习”。当然，这一句口号后面还可以顺便补加一句“向工人阶级致敬”之类的后缀。这样的口号喊得多了，就变成了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以至于我现在此刻在键盘上按出这七个字的时候，心里还会生出一丝感动。　　上世纪70年代是中国工人阶级享有*高荣誉的时代。尽管1949年以后工人阶级就开始翻身当家做主，但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大约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9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以后，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明显下降，不过政府在经济上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资本家还有定息可拿，日常生活水平还是高于普通工人。知识分子在生产中仍然是技术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生活待遇一般也高于工人。在1960年代上海地区大学毕业生正式工作后月薪60元，这个标准一直维持到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而一个小青工三年学徒满师后每月工资是36元，而且加薪的速度相当缓慢（当时就有“36元万岁”的说法），如若干年后能加一级薪水，也就是40元出头。两者差距可以想见。所以当时的情况是资本家、高级职员和知识分子（工程师、技术员）的收入总体上说都高于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工人已经获得了社会主人翁地位，但从实际的生活状况来说，仍然是城市里的弱势群体。那么，在实际的企业管理体制中如何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个问题也始终没有解决，一般企业的高层干部依然是管理者，工人依然是被管理的对象，他们与企业高层领导的潜在的对立情绪依然紧张地存在，在“如何当家，怎样做主”的问题上，除了工人在劳动生产中必须发挥更大的积极性以外，其他方面也难以真正体现。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64年底农业机械部长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社交运动，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做了多处批示，有些话说得很难听，如：“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另一段话说得更加尖锐：“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交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这两段语录，在70年代中期“四人帮”发起的所谓“学习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运动中被发表过，我*初读到这两段语录就是在那个时候，顿时感到毛骨悚然。过去我们一直相信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但是在毛（包括当时组织撰写调查报告的陈正人和递送报告的薄一波等人）看来，1964年的时候，工人阶级与企业管理干部（包括党的干部）已经处于尖锐对立之中，而且在毛看来这种对立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注意到毛泽东的语言里用了“仇恨”、“吸人血”、“资产阶级分子”等单词，这也许是为他不久后发动“文革”制造舆论，但这里也可以暗示，作为“领导阶级”的基本成员“工人”，在五六十年代的实际政治生活和生产关系方面也没有我们有些人想象的真正翻身“当家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