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吴地小说研究

　　《灵隐文丛：晚清吴地小说研究》：　　（三）销售方式更多元　　在销售策略上，晚清书局报馆更是挖空心思，各种促销手段层出不穷。比如，像晚明苏州书坊一样借助名人效应来宣传。当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风靡全国后，商务印书馆就将林译小说作为品牌推出，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初九《时报》刊登的“商务印书馆新出各种小说”广告就将“林琴南先生译本”中的“林琴南先生”用大字排出，引入注目。除了打名人牌，晚清上海书局报馆也打价格牌。翻检飞鸿阁、纬文阁、十万卷楼、申昌书局的发兑书目，“价目格外克己”均被赫然列出。如果说晚明书坊的促销主要还是靠宣传小说本身的优点来吸引读者，晚清上海书局报馆则运用了更多商业运作手段，如累积消费，按级赠礼，购书越多，赠礼价值越高；在空闲的春节和学生暑假时推出季节性削价；购书摸彩，购书达一定数额即可获抽彩票；发送折价券，在书局开张或周年纪念等值得特别庆祝的日子给予读者购书折扣等。②　　发行方面，晚清上海书局报馆也运用多种方式扩大发行渠道。开设分埠的联合经营方式在晚明只是偶一为之，在晚清却非常普遍。同文书局《上海同文书局石印书画图帖》广告说：“本局开设上海虹口，分设二马路横街、京都琉璃厂、四川成都府、重庆府、广东双门底，其余金陵、浙江、福建、江西、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陕西、河南、山东、山西各省均有分局发兑。”③可见书局的发行网络已经遍布全国，方便了当地读者就近购买，也极大地促进了书局的书籍销售。商务印书馆在设立分馆的基础上，又通过委托其他书局代售的方式，增加销售额。光绪三十二年（1906）商务印书馆开列的书籍分售处名录已达到15个省153处，甚至把销售的触角伸向海外，在美国和日本都设立了分售处。而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商务印书馆在《东方杂志》第4卷第1期上所登出的分售处名录更多达230余处（含10家商务印书馆分馆），这样空前庞大的销售网络，其销售业绩肯定是相当惊人的。对于销售网络还未延伸的区域，晚清上海书局也不会放弃当地的市场，告知读者可以通过远埠邮购的方式来获得所需书籍。　　此外，还有预约订购、分期付款、同业批发等形式，仅以《时报》上登载的广告为例，就有《小说七日报》“**期送阅，不取分文”的试阅形式、广智书局“凡购本局出版书籍一元者奉送小说一册，购两元者送两册……限满即不奉送”的赠书形式、《时事报》“发售预约券，每部收回成本两元八角……未购此项预约券者将来每部须洋五元”的预订形式等①，极大地调动了读者“欲购从速”的积极性，也减轻了书局的资金压力，从而促进了上海出版市场的欣欣向荣。　　从上面晚明苏州与晚清上海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在经济、文化、出版方面的优势使它们能够在文学上也占据领先位置。但是，苏州的经济、文化、出版都是内向型的。顾颉刚早已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苏州的症候：优越的经济文化环境促进了苏州的发展，但也使苏州人太注重享受，“以至只能守着老家，不能向外发展”，“这实是数千年历史积累而成，也是农业社会中高度文化的必然结果。”②而封建性的旧体制对于开放性外贸的限制，更使苏州的经济文化优势“仅仅表现为跨地区的内贸活跃和思维的精乖巧思（即俗话所说'精于计算'），帝国内敛和特权化的社会品格框定了它发展的有限性。”③上海则相反，它的经济则一开始就依靠对外贸易，文化更多的是吸纳移民文化与西方文化，出版方面也由新式出版起步，是一种外向型的发展模式。因此，苏州衰落与上海崛起的根本原因也在这里：苏州的文化“是享受的文化而不是服务的文化，所以极不适合于这生存竞争的剧烈年代。”④而剧变的时代对改革与开放的上海却恰好是个机遇，它也由此在经济文化各方面获取了持续的生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地小说的再度繁荣自然由上海来创造，小说现代性转换的历史使命也由上海来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