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老舍与中外文化综论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老舍与中外文化综论》：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重直觉、重感情的思维方式，也对老舍的感触事物方式、审美知觉能力产生影响。西方文化重逻辑、重理性，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把直觉、情感看得比理智更重要。老舍初期创作就是用这种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去感触事物，决定审美价值取向的。因而，他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感情使我的心跳得快，因而不加思索便把*普通的、浮浅的见解拿过来，作为我判断一切的准则”。这里所说的“浮浅的见解”，即指他“软而硬”人格中的“硬”的一面所支配下的正义感。正义感成了他审视事物的直觉洞见，以此来“咂摸世事的滋味”，表达他“除恶向善”的社会理想。像这样凭直觉、感情写出来的作品，不可能对事物作深入开掘，而只是将思维活动限制在事物的表层之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感情不会给人以远见”，直觉不会使他创作出深刻的作品来。这就使他一方面重感情、重直觉，另一方面又要用一定的理智去“管束着感情”。不过，他初期的创作总没能够用理智管束住感情，而只有到了30年代，他真正调整了情感与理智、直觉与思维之间的关系后，将理智纳人情感的思维活动中，才创作出一系列深刻的作品来。老舍的创作经过从重感情、重直觉到重情感与理智相结合的变化过程.是老舍文化心理结构的自我调整过程。　　再次，老舍小说里的人物大都缺乏自我精神扩张，他们总是以个性压抑或屈己从人的生命形态出现的，这就使他们在人际情感关系上具备“东方精神文明”特点。前面已隐约提到，在以家庭为单位的文化组合里，东方文化的和谐、静美特点之所以表现突出，就是因为作为家庭成员，他们都是以牺牲个体意识、服从“家”的文化观念为前提的。在家庭里，人们要服从“家长制”；在社会上，人们要听命于君，绝对服从*高统治者的统治。这样就造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级治一级，一级也甘心于被一级统治，人的个体意识全部消亡，而代之以起的是群体意识的增长。中国人如果没有这种群体意识，就很难在这个文化氛围里生存下去。你要去张扬个性，很快会被群体吃掉。老舍没有描写个体意识被吃掉的那一面，而大量描写个体意识在服从群体意识的精神律动下的矛盾、痛苦、感伤和哀怨。以中年人的爱情婚姻为例，《离婚》中的老李是在压抑“诗意”、“浪漫”个性的情况下，与李太太组合成家庭的。组成家庭后，他和妻子在情感、性格、举止、言谈诸方面，都呈现不协调状、不相容状。尽管他对李太太的俗气十分嫌厌，但他还是在这个家庭苟活着、敷衍着，尽着丈夫的职责。他压抑了对马少奶奶的潜性爱的追求，使得这个家庭在经历了闹“离婚”的风波后，很快平静下来，又恢复了东方家庭的“恬静”。同时，在祁瑞宣与韵梅的结合中，韵梅也不是瑞宣原来所追求的对象。她只不过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观念的需要，被迎娶到祁家来的。因此，瑞宣在对待韵梅的态度上，虽然没有老李对太太那种浓重的嫌厌气，但对韵梅说话做事总离不开家长里短的俗文化气质也流露出不满。可见，他们这种合乎传统文化观念的“美满婚姻”，恰恰掩盖了婚姻个体“不美满”的成分，而不满意的个体却以强烈的自忍，压抑内心的痛苦，以利对方。对方则在无知的承受中，享受这不是幸福的“幸福”。在这里，传统文化表面上的“和谐”掩盖了内里的不和谐，表面上的“静美”掩盖了内里的不静美。　　如果说这些小人物在家庭内部是以个性压抑的形态出现的，那么，当他们走向社会后，他们的个性仍然得不到舒展，他们还是以忍让屈从、克己从人的生命形态出现，去寻找作为社会的“人”、传统文化中的“人”的位置。但是，他们却很难找到。像张大哥（《离婚》），他信奉的哲学：一辈子做好人，一辈子安分守己，可是，他却不断地遭受厄运。像祥子（《骆驼祥子》），他没招谁也没惹谁，安分守己地拉车攒钱，可是社会却不容许他存在，迫使他堕落。像祁天佑（《四世同堂》），他遵纪守法、规规矩矩地做生意，但地方日伪政权却偏要加给他一个“奸商”罪名，拉他游街示众，逼他自杀。这些安分守已、忍让屈从，符合儒家传统思想的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又是民族文化的悲剧。它让人们看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文化，既继承了传统文化性格，又破坏了传统文化性格。它继承的是传统文化的劣性东西，而破坏的是传统文化中的优质东西。不管是张大哥、祁天佑，还是作为下层车夫的祥子，他们的人生哲学都含有“柔”的一面，但“柔”中又含有生命的进取精神，尤其是祥子，他有骆驼似的坚强生命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