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仕波政涛:长江流域的官场与吏治

　　《中华长江文化大系2·长江流域的官场与吏治：仕波政涛》：　　从今天查看的许多元代文献中，可以发现大元置行省的政治用意不在牧民身上，而在于镇抚，在于维护自己的统治。行省的实质是行政型的军区。而且，中央政府规定，省以下各级区划的官员都只能层层向上奏事，不准越级上诉。在组织程序上，大元控制得十分严密。　　另外，元朝在长江流域还设置了道一级行政区划，以管辖路府州县。如在江西行省（相当于今江西与广东两省）之下就设立了广东道宣慰使司，以管理今广东地区。这样一来，考察元在长江流域的区划，也应该把道当作一级准政区来认识。　　有这样一种现象发生在长江流域：每级政区主官均由蒙古人担任，或者是色目人。也就是说，担任主官者必须是蒙古血统，至少要是西域各族和西夏血统。汉人只能充当副手，或配角。看上去，大元的长江流域分层多，但各级政区的领导核心却是蒙人，由此，蒙人不只是加强了层级间的监督，更是紧紧地控制着各级地方政府。当然，对于行政管理而言，层级越多，必然阻滞行政效率，中央的政策与部署落实到基层也是水落三秋的事，说不准时过境迁，政策与部署又因条件的变动而废止了。但，大元由北南下，成为统治阶级，有些“水土不服”的感觉很正常，如果长江流域不安宁，挑衅大元的权力，造了乱子，是不容易清场的。所以，大元宁可长江流域的经济停滞不前，或倒退，也不愿发生叛乱，哪怕是局部的叛乱。在安宁的前提下能取得发展固然很好，若两者发生冲突，不可协调，则宁舍后者而取前者。这就是统治者的心态。　　物极必反。军政大权一旦过分集中，毕竟存在产生割据的危险，因此，元代后期开始“失眠”，开始肢解行省的权力，并强令重大事情都要上中书省，获得批准才能施行。这也是元制定的一条政治路线。　　（二）合纵连横，明清删繁就简　　元朝区划层次的繁复给人以眼花缭乱的感觉，但它的确具有其特殊性，如前所赘述。到了明清两朝，就得根据朝情既沿又革了。时过境迁，历史在一瞬间也可能发生突如其来的政治变动，让人在一昼一夜的交替中产生隔世之感。那么，明清对元的行政区划至少要有改弦更张的政治气势了。　　较之元，明清两代随着行省划小，政区层级也逐步简化。这是历史行进的必然结果，也是两代政治家对历史进步作出的伟大贡献。元代行省数目太少，以公元1279年为考察年份，当时只有6个行省和1个中书省，长江流域地位重要，占满了所有席位。如陕西四川行省、云南行省、江西行省、福建行省、湖广行省、江淮行省，均设在长江流域的涛声之中。就是到了后来，增加到11个省，长江流域也被列入皇帝亲政的重中之重，尤其是江浙行省的新立，使长江欢腾了。不过，伟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精力充沛，但只管10个左右的行政单位，哪能施展治国的才能！另一方面，州辖范围也不平衡，有的州辖二三县，有的州只辖一县，而有的州是空架子，不辖县。至于长江流域二级制的存在，以省领路、领府，或领州，以下再不设基层政区，当然也不合理。　　公元1368年，新帝在腥风血雨中沉重地诞生了。赶走元以后，明皇帝又四面出击，横扫千军，完成一统天下的宏业。接下来，明朝的当务之急，就是减少行政区划层级。几经*高层的酝酿与讨论，明朝有了行政区划的方略。他们对五级制、二级制的特例没有发生任何兴趣，彻底摒弃了。他们撤销了路这个行政层级，把路变为了府，又把州重新编排为两种，一是直隶州，一是属州，也称散州。从根本上简化了行政区划层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