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孩子

我们和父亲
　　王大骐　林小骥
　　父亲总说我和弟弟是他的阴阳两极，分别代表感性和理性，不知道这是差15分钟的出生时间不同导致，还是基因中已注定，总之这都是我们**次动笔写自己的父亲，一个用26年时间采访的对象，其过程可谓艰难。
　　这篇稿件刊发前的一个星期，我的爷爷刚刚在贵阳去世，王家的*后一个老人就这样走了，葬礼上我并没见到父亲的身影，他去了梵净山看一个高尔夫球场的项目。邀请他的老板知道此事后，惊讶于他的“伟大”，认为这太不可思议。
　　我跪在灵堂坚硬的地板上，心里一直在咒骂。
　　爷爷躺在棺材里，身上铺满了鲜花，只露出一个头来，我的面前是一帮穿着紫色POLO衫、白色T恤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他们用当地的方言念着不着调的佛经，手里鼓捣着鼓和铜锣，面前摆放着一幅释迦牟尼的彩色画像，背后通了电，在屏幕上放射出万丈光芒。
　　边上的中年男子悄然点起了一支烟，转过头去猛吸一口，朝爷爷通电的灵柩方向吐出一团浓雾，然后又立马转回头来，大声吟诵，露出一嘴黄牙，仿若钟乳洞里倒挂的石柱。
　　半小时后，我跪在地板上冰冷的膝盖已然快散架，这时候师父说：“不行可以蹲着！”我赶紧站了起来，松松血脉，蹲在地上。
　　长跪环节结束后，师父开始带着我们几个贤孙围着爷爷的灵柩绕圈，每到一个方位，他就往地上吐去一口浓痰，弄得我以为这乃法事的一个必要环节。爷爷被刷上粉末的脸一次次地从我身边经过，我想就算他活着，也不愿躺在这么一间肮脏的屋子里的，此时隔壁房间的麻将声似乎就快盖过师父的声音，自动麻将机显然加快了糊牌的频率。
　　几圈之后，师父从地上拿起一只活公鸡，用它的鸡冠在灵柩的透明玻璃上画着符，接着双掌紧握，不断变换手指的方位，仿佛是在把法力灌输进灵柩里，绕完一圈之后，他把公鸡狠狠地扔出了门，我只能猜测他似乎是请了什么不好的东西出去，因为他之前已经以掷标枪的动作扔了三支香出去。
　　我们这个时候还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突然他手一抬，示意我们蹲下，接着拿起画满符文的“锦旗”，开始在灵柩上挥舞，我想如果身为共产党员的爷爷有灵，肯定会坐起来说“滚出去！”
　　“伴奏”的鼓声和锣声开始变得急促，师父大喊一声“快！”领着我们飞速地绕着灵柩奔跑了起来，我紧跟在他后面，开始无法控制地大笑起来，可又觉得不妥，只得强忍，于是乎面部肌肉几近抽搐。
　　午夜零点临近，师父拿出一大锅饭，给每个人的塑料纸杯里填了一勺又一勺，嘴里念念有词：“子孙后代富过李嘉诚......读书都上哈佛”。
　　第二天爷爷的遗体在鼓号队的带领下终于进入了火化炉，自动传送带上金色的纸质棺材就像等待烘培的面包，外面鞭炮大响，礼炮齐鸣，我*后望了一眼爷爷的脸庞，快要哭了出来。
　　礼毕，亲戚们都夸我是孝子贤孙：虽然不相信师父的那一套，但还是老实地做足全套。
　　关于死亡
　　火化结束后的晚上，父亲请亲戚朋友们吃了一顿饭以示答谢，摆了足足四台，喝了不少茅台酒（他只喝茅台），*后在酒店的房间里，我问他为什么缺席，他说他相信的是厚养薄葬，在老人有生之年尽孝，死后一切从简，并引用了陶渊明的一首诗。他认为人死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样才能彻底与山川湖海相容，并且他也知道自己当天不能出现在现场，因为那会导致很多老板来送大礼，这一下就坏了规矩。
　　父亲是一个很直率的人，他鄙视葬礼上假惺惺的哭啼，更欣赏放浪形骸的古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他们放声歌唱，纵情大笑，以庆祝这一节日的到来。我在葬礼上恰恰有几次差点大笑出来，一次是装神弄鬼的法师带着我们一帮孝子贤孙绕着爷爷的灵柩奔跑，一次是面对台下70多号人，听大伯念悼词的时候，死亡带给我*多的竟然是一种滑稽感。我们对任何东西都失去了敬畏，祖宗早已不是神灵，而流于形式了。
　　狼性
　　父亲是小县城里出来的人，全家总共六个子女，在那个年代孩子的命似乎都不太金贵，也许是太多根本无暇顾及，每年夏天在河里淹死几个也是常有的事。父亲一次走远路去亲戚家参加婚礼，那个时候才十来岁，大人们捉弄他，灌了他不少米酒，回家的路上他就躺倒在了麦堆里，整整睡了三天，一个好心的农妇才用水把他浇醒，给他喂了些饭，缓过劲后接着上路。进了家门，只是迎来一句“回来啦？”
　　父亲于是也这样教育我们，从小就把我们踢到水库里学游泳，小学的时候给了我们几十块钱，让我们独自在昆明城里玩，夜里10点前不让回来。六年级被送去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教头学跆拳道，并且是全封闭，一待就是一个月，每天光着脚在石子路上被汽车赶着跑。学完跆拳道父亲曾经让我和弟弟对打，*后我一个飞腿把弟弟的嘴唇踢爆了。16岁去美国时，当其他家长都在机场哭成一片的时候，他只是来了句：“走吧！”接着扭头就走。当母亲多次担心我们就此消失的时候，他的回答总是：“优胜劣汰，既然这样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可惜这些都没培养出我们的狼性，我们小时候从来就不像父亲，我们欠缺西方人提倡的领袖才能，也不是孩子王。在碧桂园小学，因为是“北佬”，我的床铺经常被暴发户二代用水淋湿，冬天洗澡的时候门常常被踹开，然后“哗”的一盆凉水劈头盖脸地淋过来。初中弟弟每个星期都被同一个人按在地上，当众羞辱。可这些事我们从不跟父亲说，因为他是个陌生人，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家庭。当时我也不能还手，因为人家有高年级的几个哥哥，我只能学古惑仔，认了一个喜欢戴蛤蟆镜的同学做大佬。
　　巨大的沉默
　　我很少跟父亲在家里吃饭，他总是抱怨饭菜跟猪食一样。从小父亲就带着我和弟弟走南闯北，就连留学在外的几年也不例外，暑假回国永远都是精彩纷呈的一次次旅行，在那段时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每次都被强迫写下游记和感想，为的是“不像驴子一样转一圈”。我们吃的是“大锅饭”，每顿饭台面上几乎都能见到不同的叔叔和阿姨。而如今每次当我们在同一个城市，他都会打电话叫我去吃饭，每次去也还都是一桌桌陌生的面孔，虽然那些面孔往往就是中国一幅活生生的权力金钱脸谱。
　　多年以来，这些饭局的内容千变万化，但是主角却只有一个。我有时会为父亲的滔滔不绝而感到窒息，这彻底挤压了其余人发表言论的空间，也让我成为了众多沉默者中的一员，丧失了与父亲交流的机会。
　　父亲曾当着众人在饭桌上毫不留情地数落我，以至于我因为羞辱几欲哭出来，这样的场景周而复始几次后，父亲又开始大大地夸奖我，他把我出的一本关于留学经历的书说得天花乱坠（这当然是他的强项，不管你怎么定义它，是“忽悠”也好，是思想也好，他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兼具理性和激情描绘事物和远景的能力），一激动甚至说我的镜头感很强，以后应该搞电影，他先给我砸两个亿。
　　可你却又不得不承认，压倒众人的气场，以及信心爆棚乃至于夸大其词的“演说”，却往往是老板和官员信服你的两个条件，混沌无所知的中国，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给自己打鸡血，希望自己能跑到*后，而不至于被这个飞速旋转前进的时代所抛离。
　　父亲在我们出生不到半年的时候就去了新华社内蒙分社当记者，一去三年，偶尔回家，平时和家里联络只靠和母亲通信，如今一大摞的信件还保存着，里面竟然没有丝毫肉麻的情爱，充斥着的是关于工作和未来人生的讨论。于是乎从小我就认识到记者的行当注定是要“妻离子散”的，我的姥爷当年在新华社甘肃分社也是无暇照顾妈妈，反倒是母亲从小在家里做饭等姥姥姥爷回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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