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册)

　　《中国文学批评史（套装上下册）》：　　选叙之后，当然要继以解释。这里所谓解释有两种，一是意义的解释，一是因果的解释。意义的解释是解释“是什么”，因果的解释是解释“为什么”。依六至八节的说明，文学批评随时代意识而异，随文学体类而异，随文学批评家而异，则因果解释的释因部分，当然求之于时代意识、文学体类、文学批评家。由时代意识、文学体类、文学批评家，产生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既经产生之后，则又影响稍后以至很远的后世的时代意识、各种文学体类及文学批评家。所以释果部分，也要求之于时代意识、文学体类及文学批评家。　　至意义的解释，又可分为三种：　　（一）明训——训者顺也，就是顺释其义。不过作史与注书不同，注书不妨逐字逐句的详细解释，作史则只能解释学艺词语。譬如韩愈主“文以载道”，而作《原道》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又云：“道有君子，有小人。”那么文章应载的道是什么道？必须加以解释。考《原道》又云：“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又云：“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又云：“斯道也，何道也？日，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予，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据此我们可以解释他所提倡的“文以载道”之道，就意义言是仁义之道，就派别言是儒家之道。　　（二）析疑——如前节所言，哲学家的一切见解以他的根本观念为出发点，批评家的一切批评也以他的根本观念为出发点。但从表面看来，他们的言论往往和他们的根本观念不很融洽。如钟嵘以“自然”为根本观念，但反对自然主义的黄老，强调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左，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我们不能不替他加以解释，就是：钟嵘的自然主义是文学的，黄老的自然主义是哲学的，根本不能混为一谈。钟嵘所反对的不是黄老的自然哲学，而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文学（详三篇九章二节）。　　（三）辨似——凡是有价值的学说，必有与众不同的异点；但创造离不开因袭，所以也有与众不殊的同点。不幸研究学艺者，往往狃同忽异；大抵“五四”以前则谓后世的学说上同于上古，“五四”以后则谓中国的学说远同于欧美。实则后世的学说如真是全同于上古，则后世的学说应当取消；中国的学说如真是全同于欧美，则中国的学说应当废弃。所以我们不应当糅合异同，应当辨别同异。辨别同异就是辨似。譬如讲文气说的很多：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就身心的修养而言，不过结果与文学有相当的关系（详三章四节）。曹丕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是说的先天的体气（详三篇四章一节）。苏辙说，“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是说的后天的气势（详六篇三章八节）。其他上自刘桢、刘勰，下至姚鼐、曾国藩，都有文气说，都有与众不同的异点，都待我们替他们析辨，替他们指出与他家的同异。学术没有国界，所以不惟可取本国的学说互相析辨，还可与别国的学说互相析辨。不过与别国的学说互相析辨，不惟不当妄事糅合，而且不当以别国的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的学说为阶下囚。糅合势必流于附会，只足以混乱学术，不足以清理学术。以别国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学说为阶下囚，简直是使死去的祖先做人家的奴隶，影响所及，岂只是文化的自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