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日记》研究

　　《研究》：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两班营垒中分化出来一群改革派士人，他们把视线由空疏之论转向现实世界，由“内圣”转向“外王”，由“正德”转向“利用”“厚生”，在性理学的价值观之外去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实学家作为改革派，虽不能从封建制度本身寻找社会危机的根源，但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危机是由性理学的“不实之病”造成的。16世纪后半期，实学先驱者李啐光首先指出性理学“虽有志于学，不能实用”①，主张“以实心而行实政，以实功而致实效，使念念皆实，事事皆实，则以之为政，而政无不举，以之为治，而治无不成”②。这种“由虚返实”标志着朝鲜后期儒学价值观的重要转变。正是在“由虚返实”的时代精神的呼唤下，朝鲜儒学才逐步萌生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实学思潮，为儒学的自我调整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进步意义。社会变化转型期，迫切需要一套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理论。而朝鲜性理学者们却依然陷入僵死的观念中难以自拔，没有应变能力，坐而论道，述而不作，只会在烦琐无用的空理空谈中喋喋不休，与时代和现实生活严重脱节。作为正统学派的两班阶层执着于论证“理”的至高无上。他们认为万物万象，千变万化，生生不灭，是因为有一种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理”的存在运作的结果，而这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天理”被御用为王权政治存在的理论依据时，封建王朝的统治权力就具备了绝对的权威性，这正是所谓的“政教合一”。朝鲜朝初期政教合一所产生的“礼学”，对于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的迅速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相当有效的作用。“礼”相当于当时人为的“法”的作用。但是，限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和社会发展条件的局限，这种人为的“法”只能在有限的时空内生效，当人为的“礼”被规定为“天理”时，就会偷梁换柱，强迫人们去做很多违反自然之理的事。许多亲自创立并履行这种理论的李朝两班，本身既是知识分子又是政治官僚，他们为了维持自身的名分和利益，努力去建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以防御别人的意见，去寻求一种在何时何地都能取胜的辩术。于是，学问变成了辩论术，失去了思想家追求真理的意义。当学术变成了游戏时，权威理论曾经博得的威信日益下降，流入虚伪浅薄的空理空论之中，使时代先驱精神失去了生命力。　　回顾中国清朝自开国以来的思想文化界可以发现，从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等大儒开始，学界逐渐认识到晚明王阳明心学末流之弊的危害，开始力求摆脱空谈心性的心学牢笼，开始批判、清算宋明性理学。比如，清初阎若璩和毛奇龄两位学者都以考据见长，阎氏的《古文尚书疏证》更将《古文尚书》千年的疑案给予断定，但是他们两位学者的考据研究都有指向性。阎若璩的考证主要指向陆王心学的空虚，毛奇龄的考证主要针对程朱理学。至乾隆、嘉庆时期，标榜“实事求是”的乾嘉学派终将考据学推上了学术主流，汉学考证学派进入了鼎盛时期。随朝鲜的燕行使团来北京的李朝学者柳得恭、朴趾源、朴齐家、洪大容等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开始了对中国的游历和交际。他们跋山涉水，观察交际，通过自己亲身的观察体验，客观记录了中国清朝繁荣昌盛的面貌，打破了李朝的文化偏见，完善了他们本来在朝鲜国内已经形成的“北学中国”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