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远方:父与子的跨国对话

　　《去远方：父与子的跨国对话》：　　曹琪玲安顿好后，挪威的公司在一家中餐馆为中国客人“接风洗尘”。曹琪玲是女的，开始也不懂挪威人的待客习惯和生活规矩，她看见克林尔姆先生的太太，就还是用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黏着她，盛情邀请她一起用餐。席间，“我们吃得温馨而又非常愉快”。酒足饭饱，准备离开。这时，挪威接待单位付好餐费后，克林尔姆先生竟然根据几个人的饭菜钱，平均计算他太太的餐费，随即把钱交给了那位结账的员工。见此，曹琪玲等中国人目瞪口呆，不解地问：“你怎么还要把你太太的单独付账呢？”克林尔姆解释说：“因为我太太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她吃的就应该自己掏钱。在我们这里，_般不准带家属参加公司的聚餐的，除非特别注明。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想揩公司的油。”曹琪玲等人听了，面面相觑。　　这事勉强可说体现了挪威人的“傻”，但这“傻”里面，包含着挪威人的职业操守。这种品性，是一种国民行为的规范，不是什么“先进事迹”，也不能被强调、被宣传为先进事迹，如果被拔高了，那就意味着那是少数“先进”分子的行为，对公众就不能有这样的要求，客观上，公众就可以自行其是了。　　我看了很多资料，相信克林尔姆先生的行为，在西方社会是常规动作。比如，我看到一则报道，说某国政要访问丹麦，丹麦领导人请他吃了什么，花了多少钱，网上立即就要公布出来。还有一个报道说，某国将军访问美国，美国将军请他们到食堂吃饭。饭罢，士兵过来向美国将军收费，客人的钱军方出了，美国将军的饭钱还得他自己出。　　曹琪玲说的第三件事*不可恩议。她一直戴着一副隐形眼镜，没想到到挪威却坏了。于是，她和克林尔姆的太太一起去一家商场购买。她说明了来意，店员说：“你先做个视力测试吧！”曹琪玲说：“不用了，我半年前在中国已经测试过了。”要是中国的店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不用测试，他还巴不得哩。挪威店员却极有耐心地解释说：“我们，必须经过测试才能卖给顾客眼镜，这是对顾客负责。”这一点，与“磨铁”的多此一举有一点相近了。　　作者写到，这时，走出来一个年龄稍长的测验师，问了很多问题，比如，戴眼镜多少年了，戴哪一个牌子的，等等。接着，他拿着仪器架，在曹琪玲的眼睛上一遍一遍地测。曹“心里不住地想”：“这挪威人还真是一根筋。”　　终于测完了，老头拿了一副新的隐形眼镜过来，撕开包装后让她试戴。曹琪玲感觉镜片大了点，说要小一点的，他便去拿另一个牌子的。她心里嘀咕：前面试戴的那一副，他等会儿要不要我付钱呢？这时，老头笑容可掬地对她说：“相信我，你会喜欢上我手里的这一副的，这副镜片不太大，而且很多顾客喜欢，尤其是像你这样漂亮的小姐。”果然，挺好。　　“那就行，你先戴一个星期适应一下，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你选这个牌子吧。”　　曹琪玲问：“要付多少钱呢？”　　老头温和地说：“暂时不用付钱，一星期后，你如果喜欢这个牌子，而且眼镜又适合你，再过来付钱。”　　曹琪玲说：“我还真怀疑我的耳朵听错了。”东西拿走了，先不用付钱，一星期后戴着没问题了再来付，要是在中国，一百家这样的眼镜店，有一百家都要倒闭了。你在国内的时候，我对你说过，在美国，无人售报，钱扔进去了，自己取一份，而中国人一取就是好多份。无人售报，与眼镜可以先戴后付钱，是一样地出于对人的信任。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多么讲诚信的社会！曹琪玲还是用中国人的观念看问题，她问克林尔姆太太：“你是不是认识那位店员？”在中国，只要彼此相识，一切都好说，任何原则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不认识的呢，本来属于他职责范围内的事，他也是能不做就不做。“不，我根本就没有来过这里，也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克林尔姆太太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一个星期后，她去付账。她对那个店员说：“戴起来很舒服，我非常喜欢这个牌子。”店员听完微笑说：“谢谢你，小姐。”作者写道：“我感念店员的热情和服务周到，而且也觉得我应该对那副之前试戴的镜片付点儿补偿费。我多给了一些钱，并迅速离开了商店。不想，就在我们汽车发动的一刹那，前面出现了一个人，拦住了我们的车。我一看是那个收钱的店员，就走下来询问她还有什么事，她拿出一沓钱，递到我手里说：'这是你多给的钱，欢迎你的光临。'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她转身返回店里去了。我一数，就是刚才多给她的那点儿小费。我没想到她不要。这样的事我还是生平**次遇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