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卷-当代学人精品

明代北京外城修建的社会意义

公元16世纪50年代，北京城发生了一项巨大变化，其对城市的格局与城市社会的生活均影响深远。这个变化就是北京外城的修建。
明永乐皇帝自南京迁都北京，永乐四年（1406）开始规划建设这座新的都城，修宫殿，筑城垣。永乐五年（1407）分遣大臣到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征集木料为建筑用材。当时有23万工匠、上百万民夫以及大量兵士被投入宫殿建造工程。明北京城的营建，从永乐四年开始，到永乐十八年（1420）基本竣工，修建工程延续了15年之久。
建好的北京城略呈扁方形，周长“四十五里”，“城南一面长二千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北二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东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三寸，西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二寸。”近代实测为：南墙6690米，北墙6790米，东墙5330米，西墙4910米。
在规划建设城市的同时，在南郊修建了天地坛，其始建于永乐四年，完工于永乐十八年。天地坛占地面积达273公顷，比紫禁城要大许多，反映了皇朝对于祭祀天地活动的尊崇。南郊天地坛的建设，乃仿照南京，遵洪武合祀天地之制。天地坛分两重坛墙，形成内坛、外坛。两重坛墙的北部均为半圆形，南部则为方形。天坛内的一些建筑，平面布局也是上圆下方。古人信奉“天圆地方”，以圆形象征天，方形象征地。不过，根据中国传统礼制，祭天应于南郊，祭地则应于北郊。于是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决定改遵古法，天地分祭，将原来的天地坛更名为圜丘（嘉靖十三年改称天坛），专祭天，而在北郊安定门外另筑方泽坛（嘉靖十三年改称地坛），专祭地，与南郊的祭天之坛遥相呼应。
在天地坛之西，同时建有山川坛，与天地坛相对称。山川坛祭祀太岁、风、云、雷、雨、海、岳等神。天地坛与山川坛左右相对，其间所留空间恰恰北对都城的建筑中轴线，这显然是有意的安排。后来修筑规划外城，恰利用了两坛对称的格局，城市中轴线从正阳门延伸到永定门。
嘉靖九年，还在东郊建筑朝日坛，在西郊建筑夕月坛，以祭日、月。于是在北京城的四面配齐了祭祀天、地、山川、日、月的坛庙，使北京城具备了宇宙象征意义。
永乐修建的扁方形的北京城延续了133年（1420—1553），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但城市生活本身在迅速发展，城内空间日显不足。

嘉靖外城的修建

有明一代，北患不止，蒙古骑兵多次南下，甚至迫近北京城郊，威胁北京的安全。所以北京建成50多年后，即成化十年（1474），便有定西侯蒋琬上书：“太祖肇建南京，京城外复筑土城以卫居民，诚万世之业。今北京但有内城，已巳之变，敌长驱直薄城下，可以为鉴。今西北隅故址犹存，亟行劝募之令，济以工罚，成功不难。”《明史•蒋琬传》。 蒋琬虽有远见，但未获朝准，直至约80年后这项建议才得以施行。
嘉靖（世宗朱厚熜）二十九年（1550）庚戌，俺答入寇，“虏大众薄都城，分掠西川、黄村、沙河、大小榆河等处，畿甸大震。”此次俺答兵临北京城下，饱掠京畿八日，史称“庚戌之变”。这次“薄城”之危终于令明朝下定修建外城的决心。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工部侍郎王邦瑞奏请修筑北京外郭城。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兵部提出“筑关厢之城”“谓京师南三城关厢应筑外墙五千七百八十丈，建楼五座。即以关厢居民计之，每家役一人，共可得万人，百日可就。宜定于来春兴工。”此项建议获准，开始施工。但转年二月，嘉靖皇帝以“以事体重大，且选将练兵，休息民力”为由，诏令停工。尽管三关厢居民愿自出财力，也仍未应允继续兴工。
直至三十二年（1553）三月，兵科给事中朱伯辰进言：“臣窃见城外居民繁夥，无虑数十万户，又四方万国商旅，货贿所集，宜有以围之。矧今边报屡警，严天府以伐虏谋，诚不可不及时以为之图者。臣尝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环绕如规，可百二十余里。若仍其旧贯，增卑培薄，补缺续断，即可使事半而功倍矣。”嘉靖皇帝*终同意“外城须四面修筑，以全王制”。
当时计划“四周宜筑外城七十余里。”具体走向是，“自正阳门外东马道口起，经天坛南墙外及李兴、王金箔等园地，至荫水庵墙东止，约计九里；转北接神木厂、獐鹿房、小窑口等处，斜接土城旧广僖门基址，约计一十八里；自广僖门起，转北而西，至土城小西门旧基，约计一十九里；自小西门起，经三虎桥村东马家庙等处接土城旧基，包过彰义门至西南，直对新堡北墙止，约计一十五里；自西南旧土城转东，由新堡及黑窑厂经神衹坛南墙外，至正阳门外西马道口止，约计九里。大约南一面计一十八里，东一面计一十七里，北一面势如倚屏，计一十八里，西一面计一十七里，周长共计七十余里。内有旧址堪因者，约二十二里；无旧址，应新筑者，约四十八里。……外城规制，臣等议得外城墙基应厚二丈，收顶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上用砖为腰墙。垛口五尺，共高二丈三尺。城外取土筑城，因以为濠。正阳等九门之外，如旧彰义门、大通桥，各开门一座，共门十一座。”
按照这一方案修建的外城，将会使北京城呈现一个更大的圈层结构。不算皇城及紫禁城，北京城平面将是一个回字结构。只是，外城因就旧城基修建，走向并不规整。
但兴工不久，嘉靖皇帝与阁臣严嵩等既虑工费浩大，又怕一两年内难以完工，所以改变计划，只修筑城南一面。严嵩等提议：“前此度地画图原为四周之制，所以南面横阔凡二十里，今既止筑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便当收结，庶不虚费财力。今拟将见筑正南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可以尅期完报。”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京师外城成”。外城南垣长“二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寸”，约合7854米；东垣长“一千八十五丈一尺”，约合3472米；西垣长“一千九十三丈二尺”，约合3498米。外城面积约为24平方公里。外城的修筑，使北京城在平面上构成了特有的凸字形轮廓。
外郭城“止筑一面”致使整个城市呈凸字形轮廓并不是本意，而只是权宜之策。当时的想法是，“俟财力裕时再因地计度，以成四面之制。”只是这个四面筑城的设想，因种种原因，终明一代，并没有实施。另外，从已修外城东、西城墙的位置来看，其与内城东、西城墙距离甚近，仅有1里来地，即使要继续修建，恐不可能沿已有外城城墙向北延伸。所以待日后“财力裕时”“以成四面”的说法，可能只是个托词。

明北京内外城的整合

外城的修建，直接的推动力是军事防卫的紧迫需要，但从社会发展形势来看，还有另外的意义。前引朱伯辰所言：“臣窃见城外居民繁夥，无虑数十万户，又四方万国商旅，货贿所集，宜有以围之。”这是修建外城的另一个动机。
在永乐初建北京城的时候，由于连年战争的影响，当时北京城内人口稀少，市井萧条，以致不得不从江南以及山西大量迁移富户来充实京师。北京附近的农村也是残破不堪，田园荒芜，而不得不从外地迁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前来耕种，甚至将一些罪犯也发配到北京附近地区屯田开垦。在这样的形势下，北京城池的范围无须建得很大。
由于城内萧条，永乐初年，明朝在皇城门外、钟鼓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以及大城各城门附近，修建了几千间民房和店房，规定一部分“招民居住”，一部分“招商居货”，叫做“廊房”。这些构成了明朝北京城居民区的基础。
据研究，明代北京城市人口，洪武初年约为10万，至正统时（1436—1449）增至96万。可见，明朝初年北京城市空间尚无不足的问题，但随着社会的稳定发展，人口繁衍，城市空间很快变得局促。况且城内屡有豪门强占土地的事情发生，如正德十一年（1516），西安门外（皇城外）积庆、鸣玉二坊民居被毁，并造皇店酒肆，建义子府。时军民房屋，多吞并于势豪。这些情况均会造成限制不严、空间开敞的城外关厢的迅速扩展。兵部*初的建议，并没有考虑四面筑城，而仅强调南面“居民繁夥”的三门关厢的防卫，正是这一发展的反映。
除前三门关厢之外，西南郊还有另一片居民区。从景泰年间（1450—1456）与蒙古瓦剌部的战事记载来看，北京西南郊原金中都遗址一带尚具土城与民居。例如：瓦剌也先挟所俘英宗至北京西南郊，邀明廷大臣出城迎接正统皇帝大驾，景泰帝疑其有诈，仅派职位不高的官员朝见太上皇于“土城”。这个“土城”应为金中都城垣故址。明军于京城外西南街巷堵塞路口，埋伏神铳短枪。当地居民皆爬上屋顶墙头，掷砖瓦击敌。所谓“西南街巷”“屋顶墙头”应为金中都街巷之残存者。
这一地的居民，与迅速发展的关厢地带，渐渐联合为繁盛之区。在客观上，已有一定程度的城市化发育。北京南郊的如此状况与北郊元代土城范围的冷清形成反照，故新修外城时，重南而轻北。修外城也是南郊民望，所以有三关厢居民宁愿自出财力之说。
金中都自元代旁弃之后，并未完全湮灭为平地，在整个元朝，仍遗有南城，居民不绝。直到明嘉靖外城修筑，金中都之余绪才终于结束。
北京南郊比较发达的居民区，因外城的修筑，而被整合为正规的城区，并割坊管理。外城修建后7年（1560），张爵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其中所列的南城（或曰新城，即新筑外城）诸坊为：正东坊、正西坊、正南坊、崇北坊、崇南坊、宣北坊、宣南坊、白纸坊。严整坊制的设立，是要“示天下肃也”，外城地带从此成为京师的重要组成部分。
永乐时，曾仿照南京之制，在北京设立五城兵马司。嘉靖筑外城后，调整改设南城兵马司，署在宣南坊阎王庙街西，管辖正阳、崇文、宣武三门外诸坊。城门是京师的重要守卫和管理部位，外城修建以后，京师内外城十六门均有“掌门官”“管事官”等“稽查出入”。坊制的建立，南城兵马司的设立，完成了从管理制度上对外城地带的整合。
外城街区以从内城前三门延伸出的三条大道为骨干，居民区和商业市场多分布在三条道路之间，范围南抵天地、山川两坛。在天地、山川两坛东西附近地区，则多见水坑、池沼甚至小河塘，居民很少。显然，外城的修筑亦有保卫两坛之意，否则不致将大片无用洼地包容进来。将天地坛包入城区，不合礼制，当出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