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印迹

　　《红土印迹》：　　西昌小庙地震台是执行此次任务的西南工作站大本营(队部)，台站管理、工程地震、地震分析、强震考察、地震地质、地壳测深等专业队伍在考察期间均接受队部的统一领导。　　西南工作站为能出色地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对全体工作人员做了充分的动员：中央决定在西南内地搞“三线”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西南资源丰富、安全隐蔽、条件优越。但这里是地震区，对重大工程建设威胁大，中央对“三线”建设中的地震安全问题非常重视。我们必须从全局考虑，正确处理学科与任务的关系，以“任务**”的观念做好工作，不能拖了国家建设的后腿，这是与帝国主义争时间的问题。　　队部要求全体工作人员统一思想认识、同心协力、努力工作，将“攀枝花地区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并用“任务**”的口号激励鞭策大家。　　地震地质组在韩源老师的精心组织下，完成了内业工作和出队前的准备，对组内人员做了调整。将郭德明、张四昌送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李坪先生处，参加他们在雅砻江锦屏地区的野外考察。韩源老师的用心很清楚，就是向人家学习，尽快培养人才。　　其余人员随韩源老师首先赴元谋地区，开始以西昌地区为中心的野外考察(主要以金沙江、雅砻江、安宁河流域为主)。主要考察安宁河断裂带第四纪昔格达层、元谋断裂带龙街粉砂层的形成、空间分布、沉积特征以及地貌与新构造活动的关系。　　全组同仁以极高的政治热情，认真负责地完成每一天的野外工作。为搞清一个地质现象，不惜翻山越岭、涉水钻沟、徒步几十千米都是常有的事。3月份元谋地区的天气十分炎热，骄阳似火，我们每天都要在野外考察十几个小时，经常是天黑了打着手电下山。川滇地区的县城习惯每天吃两餐，我们经常赶不上招待所的晚饭，只好在晚上十一二点去敲小饭馆的门。也许是体力消耗太大，也许是饿过了劲，待饭端上来又不想吃了，就只想喝菜汤，七八个人不一会儿就喝了三大脸盆菜汤。　　野外考察虽然很辛苦，但从来没有人IIHI过-苦，休息时有说有笑，工作起来一丝不苟。有时为了实测一个地质剖面，大家都争着去。负责岩性描述的人仔细观察记录着，负责丈量剖面的人上上下下地往返多次，认真测量着每一个数据。对地质现象有不同的看法时．大家就讨论、争论．一定要在现场将问题搞清楚。韩源、张受生二位老师经常在考察中将他们多年的野外工作经验介绍给年轻同志：经验是在长期工作中、在正确认识与错误认识的比较中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他们要求年轻同志在考察途中要眼观六路，对一些细微的地质现象也不要放过，如地貌景观、水系、岩性、岩石产状的变化等。在野外工作中老师如此画龙点睛的点拨，让我们年轻人终身受益。　　大约在4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收工回到招待所，遇见地质部地科院的赵国光等一组人。韩源老师向我们介绍赵国光对云南的新生代地层很有研究，后来我们和他们在元谋共同考察了数天。有一天晚上，讨论第二天的考察路线时，在地形图上发现有一个组途中必须穿过一个“麻风”村，大家都很紧张，怕传染上麻风病。在过这个村子时，每个人都戴上了口罩、帽子，并快速通过。晚上回到招待所，还眉飞色舞地谈起了通过村庄时的洋相。当时，大家对麻风病不是很了解，这个地区麻风病村也不少，所以我们还是很恐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确缺少医疗知识，才闹出如此的笑话。　　4月底，我们离开元谋到渡口工作。初到渡口给我们的印象是沿金沙江两岸很荒凉，除弄弄坪上长着几棵攀枝花树之外，什么建筑物都没有。这里的气候我们都很不适应，早晚温差很大，白天赤日炎炎似火烧，晚上睡觉还要盖被子。为了接待到此地工作的各类人员，政府在这里新建了招待所。　　说起攀枝花市的命名，还有一个十分真实动听的故事。1958年，地质部李四光部长向毛主席汇报：“在云南和四川交界的金沙江畔，发现了一个特大矾钛磁铁矿。”毛主席问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李部长说：“那里荒无人烟，只长了几棵攀枝花树，地质勘探队员就在地形图上将那里标注为‘攀枝花’。”毛主席说：“‘攀枝花’这个名字好！既响亮又充满了诗情画意。”从此，共和国的版图上诞生了一座以花命名的城市。　　在渡口地区，我们主要考察金沙江沿岸鱼鲜、拉鲜、永仁、仁和及渡口等地的河流阶地，昔格达地层分布、变化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