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一个欧洲项目

**章　黑暗中的烛光
　　约翰·洛克是怎样产生人权、宽容和独立思考观念的？
　　1689年2月10日，星期日。终于到了这步田地，他不得不与友人告别，那是他在荷兰五年半的流亡生活中结识的朋友。尤其是菲利普·梵·林伯克对他的回归怅然若失。洛克归心似箭，尽管不知返英后会遇到何种情况。他在登哈克已经等了一个星期，指望阻挡行程的暴风转向。等候中无所事事，虚度光阴，他一副病怏怏的样子。终于，风向有利了，“伊莎贝拉”号船升起了风帆。登船，起锚，离港。转眼间，荷兰海岸线便消失在冬日茫茫雾霭中。
　　约翰 ·洛克五十七岁，正为自己的生计担忧。他瘦骨嶙峋，长期患慢性支气管炎，病魔给他带来无尽的痛楚。他担心英国的恶劣天气和伦敦那混合着煤烟的潮湿会加剧咳嗽。他一咳嗽，便浑身痉挛。对他来说，未来恰似那飘浮在无边汪洋上空的浓雾。他身无长物，无职业，挣钱无着，真不知回国后干什么。故乡的人只知他是 “沙夫茨伯里的人”。沙氏乃性格多变、颇富争议的政治家，已于1683年在荷兰辞世。洛克当年受沙夫茨伯里的保护，也随他一道来荷兰。
　　洛克*近二十年著述颇丰，那是他对政治、宗教和哲学的重要思索，可惜未发表只言片语。只有几位朋友见过他的手稿，并同他有过争论。他把一大堆文稿装在一只木箱里，事先放到另一艘船上托运走了。倘若文稿在险象环生的航程中沉入深海，后果又当如何？果真如此，人们就无从知道洛克的思想了。那些思想是他在闲暇而艰难的时光中形诸笔墨留下的；文稿真要是丢失，他肯定再也写不出来了。
　　不光是他的未来不确定，诱使他回国的政治形势也不确定，即便他*近数周获取的消息让他有理由期盼政局会像他所希望、设计和论证的那样发展。一种宗教和政治的权势位移开始了，它将作为1688-1689年英国“大革命”载入史册。
　　洛克通过一手资料对所发生的重要事件了如指掌。他不相信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倒不如说是个复杂的、受教派分歧干扰的家族事件，*终还得用武力解决：信奉新教的荷兰总督威廉·冯·奥拉宁王子把他的岳父，也是他的堂叔，即信奉天主教的斯图亚特国王詹姆斯二世赶跑了。事情的缘起是一次难以预料的分娩。1688年，詹姆斯的第二任妻子总算生下一个本应成为王储的男婴，尽管坊间传言，说某人把一个“野种”放进产妇便盆塞给了她，但此说无凭。这样一来，那些高等和低等贵族、社会影响力大的新教爷们非常担心詹姆斯首婚的长女玛丽亚——她与堂兄威廉·冯·奥拉宁联姻并改宗新教——问鼎王朝的诉求落空。他们竭力阻止拥立天主教王储。说到底，他们对詹姆斯二世治下的英国实行天主教化十分憎恨。詹姆斯二世在其兄查理二世去世后于1685年登上王位，此人执行亲天主教的政策，欺诈和愚弄圣公会及新教人士，还与法国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路易十四结盟。新教人士于是在1688年7月初吁请威廉·冯·奥拉宁——查理二世之子、詹姆斯二世之堂侄、玛丽亚之夫——实施军事干预，并许诺予以大力臂助。当务之急是将英国从“罗马教皇权位和奴役”下解救出来！威廉对此建议首肯，在荷兰组建了一支15000人的海军，于1688年11月浩浩荡荡开赴英伦。詹姆斯被吓得呆若木鸡。他被赶到法国，在彼处寻求专制的“阳光国王”路易十四的庇护。
　　一、洛克怎样成了沙夫茨伯里的人
　　约翰·洛克追随威廉·冯·奥拉宁，于1689年2月回到已摆脱天主教权势统治的祖国。此际，他需要厘清几个重要的国家法律问题。詹姆斯二世逃亡法国，王位空缺，他还是合法的国王吗？他的女儿玛丽亚、将詹姆斯赶出英国的玛丽亚的丈夫能当王位继承人吗？抑或，王位的继承应完全抛弃君主主义的王位继承法而听任民众及其代表的自主裁定吗？宗教信仰在政治机构的人员组成中起何作用？议会与王室的关系如何调处？
　　洛克在归国途中就十分自信，认为回答这些问题的要件已成竹在胸，而且已经写好。尽管出现了另外一些十分棘手的政治局面需要从哲学和法律层面寻求解决办法，但他那长达数百页的书面论述现在却获得了现实重要性及政治爆炸力，这，他此前始料未及。越过荷英两国间深深海沟向西的两天航程给了他一个契机，让他忆及作为“沙夫茨伯里的人”是如何提出自己的新思维的。他首先想到1666年7月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那是他与沙夫茨伯里**伯爵首次晤面，当时沙氏还不是伯爵，而是安东尼·阿什利·库珀，是温伯恩·圣吉尔斯男爵。
　　洛克明白，首先是沙夫茨伯里的友情激励他作哲学思考并树立政治信念的，这些思考和信念反映出他特立独行的人格。若无沙氏影响，他的著作就无缘问世，因为直到他三十四岁，还看不出什么苗头可预示这位沙氏追随者日后将成为思想家，其文章将成为自由主义国家观念、宗教宽容和启蒙理性的开先河之作。迄至1666年，他一直具有保守主义倾向，对斯图亚特国王查理二世（1660—1685）的统治、对英国圣公会国教的宗教特权及其规章均无异议，在原则问题上总是顾虑重重。
　　洛克生于1632年 8月 29日，是律师老约翰·洛克的长子，其母来自伯爵领地萨默西特，名叫阿格尼丝。他青少年时期经历了英国17世纪中期政治和宗教的动乱。当信奉清教主义的父亲在1642年**次内战中站在议会军队一边反对保王党——极力拥护斯图亚特国王查理一世专制权力的派别——他显得忧心忡忡；第二次内战结束时，以奥利弗·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力量*强的清教主义教派——通过特别法庭判处查理一世国王死刑，1649年6月30日，国王当众被斩首，头颅还被高悬示众，大批民众聚集于白厅大街围观。洛克听到这个消息极为震惊。此后，君主政体、圣公会国教、圣公会主教上议院和贵族勋爵统统被取缔，英国成了共和国，克伦威尔集国家*高统治权于一身，成为1653年至 1658年“英国、苏格兰和爱尔兰共和政体”的“护国公”。克伦威尔死后，清教主义民意生变，重又转向君主政体。查理一世死后十一年，亦即 1660年，其子查理二世成了新国王，君主政体倏尔复辟。圣公会国教重新夺回宗教霸权，然而，这种专制权力遭到持“不同政见”的新教人士的反对，他们组成不同的教派，与之进行斗争。
　　年轻的洛克密切关注世纪中期出现的危机。政治权力不断位移，宗教冲突频发，这让他心绪不宁，于是深居简出，潜心学问，冀盼有成。此前，这个才华出众的孩子就得过著名的伦敦威斯敏斯特学校的奖学金，他在那里除学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外，对算术和地理学特别喜爱。当克伦威尔的权势如日中天之际，他正在名闻遐迩的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继续求学，专攻自然哲学、实验科学和医学，1656年获文学学士学位，两年后获文学硕士学位，这时他已担任这所名校的助教了，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会阻碍他学术上的锦绣前程了。
　　斯图亚特王朝1660年复辟，洛克对此无异议，而且怀着由衷的喜悦和满足感欢迎查理二世治下君主政体的复辟，对国王的权威寄予厚望，希望能平息英国这座“疯人院”里混乱不堪的政局。他在家里接受过严格的清教主义教育，但他还是优先选择拥护复辟的圣公会国教。对于1662年颁布的“统一法”，他原则上是没有疑虑的，认为信仰和礼仪规章就该保障信徒的统一，这些信徒行将分裂成清教徒、长老会教徒、独立派教徒、贵格会教徒、浸礼会教徒、反三位一体论的一位论教徒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洛克对政治和宗教的基本态度是保守的国家权威主义，认为强大的君主和统一的国教能消除包括教派内战、蛊惑人心的良知说教等危机。这些危机有导致国家解体之虞。
　　有人给洛克提供到教会和国家机关任职的机会。1665年，洛克作为秘书陪同英国公使出访克列维——当年勃兰登堡选帝侯驻跸地。克列维公国实行的宗教宽容令他瞠目。路德教徒、加尔文教徒、天主教徒可以公开自由地做弥撒，哪怕信奉新教的大选帝侯对天主教十分厌恶。
　　从克列维归来后，洛克本想再安心投入科研和教学工作，不料却卷入一场风暴。当他遇到安东尼·阿什利·库珀时，其生活、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时为1667年7月。当时他正在做几个物理和化学实验，帮助朋友大卫·托马斯博士解剖一具因佝偻病死亡的年轻人遗体。这时，托马斯请他从牛津附近的阿斯特洛普矿泉为阿什利男爵买一些矿泉水来，男爵多年来身体右侧十分疼痛。不久男爵亲自来伦敦，他的魅力、文雅的举止和美学素养让洛克倾倒；而洛克的医学、哲学和博物学学识也给阿什利留下深刻印象，于是，两人一道去了阿斯特洛普矿泉。
　　1666年10月，洛克首次造访阿什利的伦敦郊外寓所。尔后，在洛克继续从事医学研究的数月中，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终于在1667年4月，洛克接受阿什利的建议，与阿什利一家共同生活在那幢别墅里，其工作范围未明确界定，一身兼任私人秘书、哲学顾问、政治同路人、家庭医生（未获博士学衔）和家庭教师（负责阿什利十五岁儿子的教育）。迄至此时，洛克还一直置身于时代政治动乱之外；而阿什利则一生从政，且灵活机变，认为灵活机变就是识时务。他在内战中先中立，后保王，可一年后又同查理一世的王军作战。他任克伦威尔国务委员会委员，但转眼又反对克伦威尔这位“护国公”。身为1660年的议会会员，他帮助查理二世获取王位，一年后被委任为英国财政大臣。他就任此职时结识了洛克，时间是1666年。
　　阿什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宗教界的矛盾冲突，为此，他听取其门徒洛克的建议。阿什利从1667年起成了查理二世治下的政府成员，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秉持十分宽容的态度，认为更大的自由度能使经济获得更丰硕的成果。对于不适应国教统一体的信徒，也不应让他们远离国家的事务。在这方面，阿什利甚至知道国王也站在他这一边，国王并不看重僵化的宗教统一性，正如阿什利所推测的，国王甚至同情天主教。
　　阿什利敦请洛克从原则上澄清这个问题：人在宗教信仰领域应有何种程度的自由和义务。洛克在阿什利的影响下开始工作。1667年撰写了首篇论宽容的论文，此文代表他思想的转折，题为《论宽容随笔》。他在原则上的出发点是：国家的宗旨是促进公众的福祉与维护和平；至于公民的灵魂拯救，国家没有关心的必要，对于做弥撒，管理不必太严，对不同的宗教礼仪都应宽容。洛克终于晋谒国王并向国王建议，应宽容对待新教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教派，宽容对于王国的维持和稳定，其贡献大于一件国教保王主义的拘束衫（指给暴徒和疯子穿的衣服——译者）。只是，对那些“拥护罗马教皇权位”的天主教徒断不可宽容，因为一旦对罗马教皇这个外国势力忠诚，他们就成了英国内政的异己，其言论极具破坏性。
　　洛克在阿什利的伦敦别墅，对阿什利助益良多，其中之一是作为医生在1668年6月摘除阿氏肋下一个让他痛苦不堪的大肿瘤。嗣后数年，洛克可定期邀约五六个朋友到他的房间共享几瓶葡萄美酒，在酒精刺激下，朋友们敞开心扉，畅谈道德和天启宗教的种种原理，也发现某些一时还找不到答案的新问题。1671年春，他们再也探讨不下去了，怎么办？洛克下决心要毫无顾忌地写一篇论文，他事后这样说：“我们在费尽移山心力，一时找不到办法消除那折磨人的怀疑之后，我有了这个想法：我们走过的道路是错误的。做研究之前，应先考查一下我们自身的素质，留意我们的理解力适合于哪方面的研究。于是，大家一致赞同把分析和阐明社会作为我们的首选课题。”
　　1671年夏，洛克对一帮推心置腹的朋友概要说出了自己对“人的理解力”的粗浅想法。他如是思考自己的思维能力：我能知道什么？我为何知道？他否认神学教条、神谕、国家规章、传统习俗和学过的书本知识是他的认知基础，要寻根究底地研究理解力基础，就必须找出另外的依据。洛克周密考虑人认知初始阶段的情形，得出一个犹如胚胎的基本观念，这观念不仅决定着他的进一步思索，而且代表着哲学史新的开端。洛克斗胆提出，一切知识均以人的直接感知为依据，从直接感知推导而来。当洛克执笔写下这一基本理念时，这无疑是个十分庄严的时刻。他认为人并不具备与生俱来的、预先决定人的认知途径的观念，人在初始只是一块白板，上面写着简单的概念（比如冷热、明暗、软硬、黄色或蓝色），必须对这些概念理解和加工，才能提供越来越复杂的观念。1671年夏，洛克将这一认识论概要扩充成**草稿（草稿A），是年秋作语言润色，为更大的读者群提供文本（草稿 B）。此即后来洛克的哲学力作《人类理解论》之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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