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乡往事:回忆父亲的人生四季

父亲的人生展开在20世纪初的中国图景下。 那是一个不堪回望的年代，天朝大国的美梦早已破碎，志士仁人几十年的抗争均告失败，大好河山成了列强砧板上的一块肉，贫弱的人民无望地挣扎在黎明前*深重的黑暗里。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痛苦而屈辱。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们的祖父宦应清，就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 他的祖先在北宋末年官至兵马大元帅，金兵攻陷开封后，和宋高宗一起南移。随后，几代族人不断迁徙，先到湖北，后到四川，再到贵州。数百年来，众多后人列名士林，可谓世代书香人家。祖父也曾四次投考，他文笔虽好，头脑也十分灵活，但无奈八股不过硬，结果屡试屡败，便彻底断了做官的念头。 那之后，祖父离开了偏僻的贵州，转到九省通衢的汉口谋生。在这个从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就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城市里，祖父的个人命运也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时代的深深烙印。 他的职业刚好就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他捧的是汉口海关的金饭碗，这份工作可以保证他和他的家庭过上康足的生活，但代价是他必须听命于洋人，并且忍受他们的盘剥和趾高气扬。对他来说，维持生计和保持尊严，总是如同水火难容。 为了供养家庭，他不能放弃这个令他内心充满矛盾的职业， 但同时，他也不能放弃自己作为一个有立场的知识分子的职责，于是，他把自己一分为二，在继续供职于海关的同时，于1906年创办了《公论新报》。“匹夫有安危之责，不为名利。”他这样解释了自己的办报动机。他在报纸上忧心忡忡地写道：“外患方殷，内乱不已，足以亡国；入口货较出口货多至二万万两银以上，足以亡国；持借债为生活，足以亡国；生事日繁，生计日穷，足以亡国。”他还在报纸上发表评论，直言不讳地抨击清政府的所谓新政不过是“一个蒙蔽我们的弥天大谎，以此作为由头来经常榨取我们的财富而已”。 祖母和祖父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她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她是个典型的安于天命的普通女人。和旧中国的很多妇女一样，她一生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人们只是根据她的父姓称呼她为范氏。1909年11月2日，她在江西赣江生下了父亲。不知道当她看到襁褓中的婴儿时是否猜测过他的性格，如果她曾经希望这个孩子像自己一样安于天命的话，那她一定失望了，因为父亲还没长大，便对自己身处的黑暗时代充满了反抗的欲念。 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祖母很快就带着父亲回到了汉口的家中。汉口其实更不平静，事实上，它已经成了辛亥革命的秘密策源地。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党人把他们的秘密组织——共进会的总部设在了法租界，驻扎在武昌的朝廷新军的士兵们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纷纷秘密倒戈。1911年10月10日，父亲快两岁的时候，那些倒戈的士兵打响了武昌起义的**枪，辛亥革命爆发了。 清政府惊恐万状，立刻派兵赶赴湖北镇压起义。列强的军舰也集结在武汉江面，随时准备武装干涉。得到学生、工人、农民和商界支持的革命军奋起抵抗，著名的阳夏战争打响了。 汉口顿时成了战场，年幼的父亲**次听见了激烈的枪炮声。那一仗，从10月18日一直打到了11月27日。北洋军始终无法取胜，*后，冯国璋下令放火焚城。大火烧了整整三天三夜，汉口的繁华街道变成了一片焦土。 11月1日，汉口陷落了，革命军被迫退守武昌，但是，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已经在这座陷落的城市里翻开了。 因为报刊发行困难重重，祖父在几年后卖掉了《公论新报》，这使他在工作之余有了更多的时间关心孩子的教育，他甚至写了一部《吾家童子暂行教育法》。为自家几个孩子的教育专门立一部家法，可见他对这事多么重视。 父亲的启蒙教育是在私塾里完成的。这体现了祖父的教育思想，他既不排斥西学，也没有被当时的西化之风所刮倒，他认为先要让孩子“中文有根底，然后可入外人学校”。 为了打好中文根底，祖父亲自挑选了私塾的教材和老师。教材选好以后从来没有换过，但老师却在不停地换。因为总也找不到令祖父称心的不至“误人子弟”的老师，他常常需要亲自操着戒尺上阵督学。 除了向孩子们传授知识以外，祖父一丝不苟地亲自做着的另一件事，是培养孩子们良好的品行。睡懒觉是他*不能容忍的事情之一，每天清晨，他都要拿着一根木板条走进孩子们的卧室，如果哪个孩子是被他叫醒的，那一定是被他用板子打屁股打醒的。 不知道戒尺是不是真的很有威慑力，反正父亲读书从一开始就非常用功，他既聪明又专心，所以总能提前完成老师和祖父布置的功课。但即使是这样，他也从来没有听到过祖父的夸奖。中国的父亲们总是更愿意表现自己威严的一面，他们很少夸奖孩子，因为在他们看来，夸奖只会使孩子骄傲，而不是使他们更加努力。不用说，这样的童年生活是压抑的，不过，这也是当时中 国大多数读书人家里常见的情形。父亲终究还是尝到了戒尺打手心的滋味，不是因为读书不用功，而是因为戏弄了塾馆的老师。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家里做了元宝肉，祖父让父亲给老师送一碗过去。父亲照做了，但在把肉交给老师之前，他忽然顽劣之心大发，偷偷地往肉里放了桐油，结果害得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不停地放屁。孩子们自然都乐翻了天，但老师却威严尽失。老师把状告到了祖父那里，祖父用戒尺惩罚了父亲。 父亲性格中不畏强势的一面，在这时开始显露出来，他没有再搞恶作剧，而是开始了认真的抵抗。他不断地在课堂上提出各种问题，试图找出老师学问中的破绽，甚至是谬误和无知之处。他下了很多功夫，常把老师问得哑口无言。面对这样一个“恶意”提问的学生，老师毫无办法，除非他能用自己的人品和学识在孩子们面前树立起威望。 祖父对此也毫无办法，尽管他明知儿子是在继续挑战老师，同时也在挑战自己，但他却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理由举起手中的戒尺。顾及老师的颜面，他也不好亲自出马解答儿子的问题。 孩子战胜成人的喜悦是巨大的，父亲后来对这件事一直津津乐道，似乎他每重复一遍这个故事，就能从中获得新的喜悦。 父亲终于到了“可入外人学校”的年龄，他开始得益于祖父的开明。祖父为他挑选的是位于武昌的文华中学，那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一所学校，它的各科教育在武汉三镇的中学中都名列前茅，尤其是它的英文教育，更是首屈一指。和学校一样令父亲满意的是，他将成为一名住读生，这意味着他终于可以摆脱祖父的严厉管束了。 祖父的选择中，肯定有关于父亲未来职业的考虑，他把父亲送进这样的学校，更多的是为了让父亲“师夷之长技”。但是，读书既可以使一个人成为有技能的专业人员，也可以使一个人成为有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而父亲显然成了后者。 和在塾馆的体验完全不同，父亲在文华中学感到如鱼得水。尽管不再有祖父的戒尺在眼前晃动，父亲读书依然非常用功，因为知识本身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他的成绩也非常好，国文、英文和历史这几门课程的成绩尤其突出。但他绝不是个只知啃书本的书呆子，相反，他很活跃，而且很有个性，他的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即使是和高年级的同学相比也显得出类拔萃，这使他很快就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