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死

　　很抱歉，上海今后多少年也不见得能下完这场雨。不等也罢，那么，机会什么时候来呢？ 　　阴霾的天空露出一剑鱼肚白，像晨曦。 　　我紧握话筒，脸色大变。电话那头一片混乱中夹有熟悉的声音，你的声音，然后是突然爆发的惊叫：一大群男人的惊叫。我呆住了，电话那头似乎也不知所措。整整过了好几分钟，电话才重重地搁上。 　　我丢下电话，就往门外跑，跑得身子如飞，追着乌云，穿行在窄小的弄堂里，双手推开面前的房子。亲爱的人，难道你就不能在电话那头给我一句话，我*想听的那句话？ 　　那天晚上，在那么多人中间，你几乎靠着我的肩。你的脸精巧如玉，嘴唇有点湿热，使你一下子从扮演的女神变成肉身凡胎，仿佛生命从这细腻柔软的地方开始。 　　现在我是一匹识途老马，从新填没的坟坑里艰难地爬出，沿着曾经的脚迹往回跋涉。他们都以为我死定了，既然再也不可能见到你，我又何必不死？但是我看到自己依然在寻找，再次等在路口，盼望能遇见你。 　　夜降临太早，这场雨真的永远没完。上海的马路，像一个织妇的手把细丝般的水掂捏成一束，从路角汇集到铁阴沟盖，汩汩地流下去。下水道被泡过后，潮气升出，带着磷火的蓝光，幽幽地游动在四周。 　　法租界兰心大戏院门口人头攒动，伞和尖顶的雨衣密密麻麻占了蒲石路迈而西爱路口。这不奇怪，每晚都如此，今天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信不信由你。 　　一辆汽车驶过霓虹灯光闪闪的夜总会，往兰心大戏院而来，车夫猛地停住汽车。从里面下来两个女人，一看就是母女俩，她们心急火燎地往戏院门口售票处跑去。门口亮着“客满”的霓虹灯。女儿回过身来，失望地对举着伞的母亲叫喊。 　　母亲看看门口的票贩子，从皮包里掏出钱来。票贩子瞧瞧女人手里的钱，摇摇头走开。女儿不服气地翻找母亲的皮包。的确，没有多带钱。 　　票贩子在等票者中穿越进行，讨价还价加上诅咒发誓，不时有惊喜或失望的尖叫。 　　上海早就裂成几块，法租界、公共租界，以及日本人占据的苏州河以北，电车早已互不相通，看一场戏要换几趟车，不容易。 　　票房墙上挂着一个西式日历：1941年12月6日，日历已经只剩下*后一小沓。 　　今夜的观众，与以前不一样，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晚报说的！”“绝对不可能！” 　　“怎么回事？”有人在急切地打听。 　　“这是谣言！”有人否认，那吼喊带着愤怒。 　　在戏该开场时，戏院门外的人越聚越多，扎断了街，堵塞了交通，人数远远超出剧场能容纳的数量。这一整个夜晚，兰心大戏院人流不断。连不远处国泰影院的不少观众，也中断了看电影，甚至那些夜总会里的男女，都往“兰心”赶来。 　　他们赶到这儿，不是想看戏，而是想知道戏能否开演。尽管这年月天天有重大消息，他们就是在家里坐不住，就是要到这里来，看事件如何发生，如何发展。 　　剧场里，富丽的圆顶灯光如菊，光焰四射，也不见暗淡几分。观众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他们站起来，离开自己得意的座位，厅内过道上，铺着华丽地毯的走廊挤满了人。不时有人激动地往后台走，想进入后台看个究竟：女主角是否在化装，布景工是否在检查绳索？但守着台口的人一律拦住。 　　“那么是真的？”他们挑战似的问。 　　看守者平淡地说：“没听说那消息。” 　　早过了开场时间，台上还是没有动静。观众们陷入悬疑，又不知底细，觉得自己在受命运愚弄。他们的这份愤慨，像风中之火，往台上卷。 　　终于，幕布拉开，灯光仅打在一片江水之景的舞台上，一个人走出来，剧场渐渐静了下来。他戴着眼镜，穿着长衫，平时看着很高，这时孤零零的身影，却在空旷的舞台上显得个小。 　　老戏迷马上明白这不再是戏，这人是著名导演、爱艺剧团的团长谭呐。 　　谭呐镇静地朝进口招招手，让收票的人把戏院门打开，让场外的观众都进来。人们有秩序地鱼贯而入，不久过道都站满了人，沾着雨珠的雨具收拾得妥帖。场内已经没有窃窃私语，一切都太像一个仪式。已经化了装的全班演员有次序地走入舞台，连乐队也拿着乐器，站到台上两侧。 　　谭呐回头看了一下台上的人，转过身来。他拍拍话筒，觉得声音清晰了，才抬起脸来面对观众，宣布了大家已经知道的消息：她已经离开人世。 　　但是全场不知道如何反应，愣了一下才满堂炸锅似的大声哄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