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

尘世之苦往往让人类通过幻想更美好的世界来聊以自慰。那个理想中的“别处”不是在远古便是在未来，都是凡人难以到达的世外桃源。现在，在人们的日常对话中，乌托邦已经成了“不可能”的同义词。
一个空想的世界，一个凡人无法铸就的海市蜃楼，这就是乌托邦。该词的发明者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兼政治家——托马斯·摩尔，他在1516年发表了小说《乌托邦》。乌托邦一词为拉丁语，由希腊语中的ou（乌有）与topos（地方、邦国）二词合璧而成，得“乌有之邦”之意。

中世纪的《圣经》经文：概念的源起与演变
早在乌托邦一词问世之前，《圣经》中就已诞生了想象中的理想异乡的概念。在《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生活在一个完美的温柔乡——伊甸园。耶罗尼米斯·博斯在1503年创作的《人间乐园》三联画中将乐园描绘成了人类尚未涉足的原始家园：辽阔无垠的牧场起伏绵延，无数珍禽异兽徜徉其间。
另一则《创世纪》中的故事里叙述了建造巴别塔的传说。巴别塔代表了人类无法实现的梦想：摆脱创造之父的庇护，凭借人类自身的力量与智慧建造一座理想之城。传说在大洪水之后不久，当时人类只有一种语言，他们开始合力建造一座通天宝塔，塔顶高至天际，直抵上帝之处。上帝看见众志成城的人类，认为一旦高塔建成，世上将再也没有什么是人类的野心不可企及的了。于是他将人类共同的语言打乱，衍生出不计其数的语言，人类从此无法相互理解，巴别塔的工程也便随之夭折了。
在希腊神话及其继承者罗马神话中，乌托邦的概念也已有萌芽。黄金时代便被描述成一个神奇又繁荣的上古世界，人类无忧无虑地生活，没有病痛也没有衰亡。享受着大自然慷慨馈赠与溺爱的人类并不知劳作为何物。到了中世纪，乌托邦这个词则摇身变成了一个华丽的许诺，它许给人们天堂般的来世，一个没有纷争的祥和世界。
尘世之苦往往让人类通过幻想更美好的世界来聊以自慰。那个理想中的“别处”不是在远古便是在未来，都是凡人难以到达的世外桃源。现在，在人们的日常对话中，乌托邦已经成了“不可能”的同义词。 一个空想的世界，一个凡人无法铸就的海市蜃楼，这就是乌托邦。该词的发明者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兼政治家——托马斯·摩尔，他在1516年发表了小说《乌托邦》。乌托邦一词为拉丁语，由希腊语中的ou（乌有）与topos（地方、邦国）二词合璧而成，得“乌有之邦”之意。 中世纪的《圣经》经文：概念的源起与演变 早在乌托邦一词问世之前，《圣经》中就已诞生了想象中的理想异乡的概念。在《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生活在一个完美的温柔乡——伊甸园。耶罗尼米斯·博斯在1503年创作的《人间乐园》三联画中将乐园描绘成了人类尚未涉足的原始家园：辽阔无垠的牧场起伏绵延，无数珍禽异兽徜徉其间。 另一则《创世纪》中的故事里叙述了建造巴别塔的传说。巴别塔代表了人类无法实现的梦想：摆脱创造之父的庇护，凭借人类自身的力量与智慧建造一座理想之城。传说在大洪水之后不久，当时人类只有一种语言，他们开始合力建造一座通天宝塔，塔顶高至天际，直抵上帝之处。上帝看见众志成城的人类，认为一旦高塔建成，世上将再也没有什么是人类的野心不可企及的了。于是他将人类共同的语言打乱，衍生出不计其数的语言，人类从此无法相互理解，巴别塔的工程也便随之夭折了。 在希腊神话及其继承者罗马神话中，乌托邦的概念也已有萌芽。黄金时代便被描述成一个神奇又繁荣的上古世界，人类无忧无虑地生活，没有病痛也没有衰亡。享受着大自然慷慨馈赠与溺爱的人类并不知劳作为何物。到了中世纪，乌托邦这个词则摇身变成了一个华丽的许诺，它许给人们天堂般的来世，一个没有纷争的祥和世界。 文艺复兴至法国大革命：人文主义与新生 如果有人说乌托邦的概念始于文艺复兴时期，那是因为它在这个时期被人文主义之光赋予了独特的诠释：理想的社会可以是人类的功业，不必指望上天与神祗的恩典。 1532年，弗朗索瓦·拉伯雷向世人展示了他心目中完美的乌托邦之城。在《卡刚都亚和庞大固埃》（《巨人传》）一书中，德廉美修道院内的生活秩序便是以完全的自由为基础的，人人随性随意地生活。一旦市民中有人违背了这个理念，那么整个社会秩序便会轰然倒塌。拉伯雷其实是借助这本书表达对教会的抨击，因为作为彻底纯粹的人文主义者，他对人性怀有无比的信心，拒绝接受人皆有原罪的说教。 1759年，伏尔泰发表了小说《查第格》，书中的主人公查第格因缘际会闯入了黄金国。作者伏尔泰反对哲学家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的“预定和谐论”，他对理想世界的概念嗤之以鼻。伏尔泰认为，世界并不完美，人类却应该对自己的能力抱有信心：与其幻想乌托邦的实现，不如“对自己的家园勤耕细作”，以此打开幸福世界的大门。 18世纪末，工业革命让人们认为乌托邦也可以在尘世实现。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无数社会运动，都高举了乌托邦理想的旗帜。 乌托邦的理想重设了人类发展史，人类历史被重新计时——它俨然成为历史的起点和人类的新生。 画家雅克·路易·大卫，将法国大革命的许多重要事件和场景都用画笔记录了下来，例如油画《网球场宣言》。 19世纪与20世纪：现实与科幻互相消长 19世纪末，电气之光点亮了黑暗世界，通讯技术将世界变得更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畅通无阻。新技术的诞生赋予了儒勒·凡尔纳无数的灵感，催生了《地心游记》《气球上的五个星期》等作品。借助阿尔伯特·罗比达的插画，人们在这些作品中可以想象出凡尔纳虚构出的岛屿、城市还有种种神物。 20世纪初叶，经济、科技和政治的势力肆无忌惮地膨胀，个人的能动力受到无情的压制。面对此情此景，艺术家们试图通过创作以乌托邦为主题的作品，在这个时代发挥个人作用。 在建筑方面，勒·柯布西耶发起了住宅革命，他将许多公寓聚集在一处形成居民区，再配置公用设施。光明城市便是他的创举之一。 19世纪出现的摄影技术将绘画从必须如实再现现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重获自由的艺术家们灵感如泉，直接促使了抽象主义的蓬勃发展，这也鼓励了描绘另一种现实的创作。 布拉克、毕加索和蒙德里安等立体主义艺术家们试图创作一种全球通用的绘画语言。康定斯基试图摆脱主题的束缚而用色彩来表现情绪。马列维奇及其创立的至上主义旨在触及实物的本质并赋予其完美、简单而至纯的表现形式。 但此时不和谐的声音也出现了，奥尔德斯·赫胥黎在1931年发表的小说《美丽新世界》的序文中告诫知识分子，不要堕入乌托邦的意识形态陷阱——“如今乌托邦看上去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近在咫尺。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也摆在了我们面前：如何避免乌托邦的*终实现？乌托邦可以实现，人类社会正在向乌托邦迈进。也许一个崭新的世代已经萌芽，在这个世代的知识分子或见识超群的阶级会千方百计地躲避乌托邦，并梦想重返非乌托邦的社会，这个社会也许并不完美，但却自由。”这道檄文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埃洛蒂·德·德鲁·布赫泽 《艺术知识》杂志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