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外交密档:第一卷:一:中美外交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外交密档（第1卷）：中美外交1》：　　五月八日，日军攻陷密支那，当密支那失陷前一周，蒋委员长会电示史迪威参谋长与罗卓英司令官，令我军主力速向密支那与片马方向移动，当时我第五军杜军长尚能集合三个师，局势实非绝对不能挽救，不幸史迪威等未能遵照委员长之指示早入密支那做必要之准备，而逗留于曼德勒与斯威薄之间多日，终致我军退向密支那之时，交通阻塞，不能通行，使我数万大军困于缅北，遭受饥饿而牺牲者数千人。迨至我军应行总退却之时，史迪威竟擅令我军撤入印度，彼本人亦未向委员长请示，即径赴印度。　　六月，史迪威由印返渝，蒋委员长迭与商谈关于我入印军队之安顿、组织中国战区参谋本部、建立空军及加强中印空运等问题，委员长仍令其统率在印之第五军，并促其注意训练军队及其他整军工作，以示继续信任之意；同时，嘱其暂行留渝，俾与各军事机关接触，以熟悉中国军事情形，而利尔后任务之遂行。然史迪威返渝后，其所持之态度，殊使委员长失望，彼对中国战区参谋本部之组织，既不注意筹备，对于维持中国战区*低限度与其可能之各种需要，以及空运等问题，亦不略加擘画，谋求解决，而于缅战失败之责，则完全诿过于我人缅军将领。委员长为顾念中美邦交，并保全友邦之荣誉，不愿向其政府有所表示，仍竭力容忍。惟史迪威以其偏颇之见地，与倔强之性格，且兼有多方面之任务与地位，时时以美政府之代表自居，而漠视互尊与互谅之合作要素，因此在其职权上与我发生歧见时，往往不易获致协议。当三十一年夏，浙赣会战激烈，我空军实力亟须加强之际，史迪威并不肯依蒋委员长之嘱详拟准备计划或向美国政府作任何建议；同时，委员长曾令中美商业组织之中国航空公司将已由租借法案中分配予该公司之运输机二架，转拨于中国空军使用，亦被悍然拒绝，史迪威甚至竟向委员长提出备忘录，强调其个人所处之地位与所有之权力，该备忘录略谓：“……本人负责及管理租借器材，并决定移转其所有权之地点与时间，本人此种行动即以总统代表资格执行之，而法律规定总统在租借器材未经交货以前，随时可以撤回之，……本人参谋长之职责，为设计、组织、训练及军事行动，惟并不包括获取器材在内。”倨傲之意，溢于言表。委员长鉴于史迪威将军此种态度与心理，如不改变，对于中美并肩作战之精神，必致发生不良影响，乃电令宋子文部长与美国总统重新协商联军参谋长之职权，借以改变史迪威将军在华之地位。　　三十一年七月，罗斯福总统派居里来华，向蒋委员长解释欧亚战略及飞机供应等问题，并为史迪威将军之地位与责任问题，与委员长交换意见。居里建议由其本人劝告史迪威将军赴印度暂住，并即利用此时间在印研究三路攻势计划中之印度部分，确定英方在此攻势中所能提供之实力与器材，同时并研究如何训练及配备在印之中国军队。蒋委员长当即表示同意。是时宋子文部长在美，曾与罗斯福总统一度商讨调整史迪威之职权，但未获有结果，其后居里回美，亦无其商承罗斯福总统作一适当解决之讯息。此后史迪威将军得蒋委员长之授权，即在印度兰姆加进行训练中国军队之计划，并筹筑由印度列多至缅境新平洋经胡康、孟拱两河谷而达密支那，然后经密支那、八莫至町，而与滇缅路相接之中印公路。　　是年六、七月间，当日军在湘、桂连续发动攻势之际，罗斯福总统曾一再致电蒋委员长，建议以史迪威参谋长在委员长直属之下，指挥全部华军（包括共军与美军），并付与支配物资之全权。蒋委员长鉴于史迪威在华任职之表现，显然不堪复杂繁难之负荷，且漠视互相谅解与互相尊重之合作要素；如我方将指挥全军之大责，骤然付诸一外籍将领，其于中国政治环境及军民心理影响实有顾虑；然为顾全中美间之友谊与合作，初曾表示允为做详审而具体之考虑。嗣以罗斯福总统为史迪威之故第六次来电，竞含有*后通牒意味，蒋委员长始于九月二十五日以备忘录致送罗斯福总统之私人代表赫尔利将军，表示不能再委史迪威以如斯重大责任，并请罗斯福总统将史迪威调离中国战区。十月六日，罗斯福复电允解除史迪威之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职务，并表示不再令其负责租借物资事宜。同月二十八日，罗斯福总统在华府公布召回史迪威。　　……